编者按：现在各地由寺院或信众组织的放生活动很普遍，时不时会看到相关报道。但放生究竟有哪些经典依据？若有经典依据，经典是否说明放生有何功德福报？为了最合理地放生动物，应当采取何等方式？眼下玉林的狗肉节即将到来，关于狗肉节是不是该取缔的争议也很火爆。网上也有报道，有人强行闯入狗肉店，放跑店内的狗。这种极端“放生”行为，从法律角度讲，是否已经犯法？若以佛法衡量，又当如何看待？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放生往往又与捕杀前后相接，这边正在组织放生，那边已经准备捕捞（乃至也有反复捕捞、放生，成为有心人的盈利方式）。那么，这种放生行为，究竟有无意义？凡此种种，都需要人深入了解，才能找到最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

“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盛行于中国内地，西藏亦然，也流传于日本和邻近的韩国与越南等地。放生的活动，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以及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所谓“吃它半斤，还它八两”，如果能够既戒杀又放生，当然功德倍增，此等感应灵验的事例史不绝书。

放生的根据，最为佛教徒所熟悉的有两部经

。一是《梵网菩萨戒经》，其中提到：“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是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世人见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另一部《金光明经》卷四《流水长者子品》，也提到有关释迦世尊往昔行菩萨道的一段记载：当时世尊名叫流水长者子，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很大的池沼，时逢天旱，而且有人为了捕鱼，把上游悬崖处的水源堵塞，使得池中水位急速下降。长者子眼见上万大小鱼类濒临死亡边缘，又无法从其上游决堤引水，于是为了救活鱼群，不得已向当时国王请求派二十只大象，用皮囊盛水运到池中，直到池水满足，并且饲以食料，方才救活这些鱼群。

可见，放生是从戒杀而衍生的，也可以说戒杀的进一步必定是放生。戒杀仅是止恶，是消极的善行，放生救生才是积极的善行；如果仅仅止恶而不行善，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因此在中国，从北齐萧梁以来便提倡断肉食、不杀生，且放生的风气也从此渐渐展开，从朝廷以至民间，由僧众而至俗人，都以素食为尚。历代政府为了表示推行仁政，年有数日也定期禁屠；而从中央以至地方，或者为了祈雨禳灾，也都有放生禁屠之举。如梁武帝就曾下诏，禁止屠杀生命以祭祀宗庙；梁代慧集比丘自燃两臂，游历诸州，以乞化所得赎生放生；隋天台智顗大师发起开筑放生池，为被放的鱼类讲《金光明经》和《法华经》，又购买各类粮食饲予鱼鳖；陈宣帝时，敕国子祭酒徐孝克撰写《天台山修禅寺智顗禅师放生碑文》，这是中国有放生池及放生会记载的开始。此后由唐至宋及明，无不盛行放生。如唐肃宗时，刺史颜真卿撰有《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宋朝的遵式及知礼两位大师，也极力提倡放生。

不过，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人口密度膨胀，生活空间缩小，要想求得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放生池和放生区域是相当困难的。其难处除了渔、猎的网捕射杀与打捞之外，也有自然环境的限制。如今日的台湾与美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区。此外，有人基于爱心或保护自然环境的立场，劝导社会大众不要乱捕滥杀，以免破坏生物互相生克的自然协调，也是为了挽救稀珍动物濒于灭种的危机，这些跟佛教放生的本意虽相应但不相同。如果我们仅把要放生的生物无限制地流放在自然景观动物保护区，到了饱和程度，也会有人以控制繁殖和适量的捕杀等方式来调节其生活空间。

这确实是非常不幸的事实，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得放生运动越来越困难。不过，放生的精义在于当下放生的念头，如希望被放的生物能够延长寿命；至于能够延长多久，我们必须尽到研究、考虑和照顾的责任。比如说，要放鸟类，就先得考虑放什么鸟，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才比较安全有效；放生鱼鳖水族，也当首先研究观察它们的生态、习性和来源，然后选择最适当的时机，放到我们觉得最安全适合的地方。如果不能求得百分之百的可靠，有百分之五十也不错，即使今天去放生明天它们又被抓，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们的目的是为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至于被放的众生也有它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因缘。若在放生时，没有存心让它们重遭罗网而受刀俎之苦，且开示被放的众生，为其说三皈、讲佛法、发愿回向，它们也能从此脱离异类身，转生为人，上升天界，往生净土，发菩提心，广度众生，早成佛道。我们但求能尽心而为，尽力去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