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藏方的强硬,国民政府则是谆谆善诱,专门发电解释:“班禅大师回藏时随带人员、枪械问题,当在维持大师尊严与确保拉萨安定两大原则下妥慎办理,幸勿疑虑。”
(资料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曲吉尼玛(1883 1937)画像。)
十三世达赖圆寂,虽对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了变数,却也促成了一个成果,那便是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设立。
清朝灭亡,驻藏大臣离藏之后,中央政府一直未能再在西藏设立任何机构,派驻任何官员,虽说在法律上西藏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无任何实际上的体现。而1934年,在得到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同意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率12名相关人员入藏凭吊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之后,在拉萨建立了一座无线电台,留下了留藏人员,日后演化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地址设在拉萨市中心巴廓街西南的三层小楼内。
有了驻藏机构,下一步便是探讨西藏如何结束实际独立状态。黄慕松向藏方提出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第二,保持西藏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 其在对外,则必须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而“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是指“外交应归中央主持”,“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交通应归中央设施”,“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经中央分别加以任命”。
应该说,以民族自治的理念来说,这样的提议可算得宽厚。但西藏方面却有着更多的诉求,针对黄慕松的的原则,他们虽然也同意“拥护内地政府”,但“汉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不得改变西藏政教制度”。对于外交,“西藏政府对于边地邻国,为敦睦谊,仍得自由交涉,遇有重大事件,可商请汉政府协同办理”。对于国防,则“汉政府不得在西藏驻兵”,“国防军由西藏自己办理训练,遇有需要军械时,则请汉政府协助”,“遇有外患,由西藏自由抵御,苟需要协助时,由西藏请汉政府协助”,至于官员的任命,“噶伦以上之授职,可通知汉政府,但汉政府无干涉任命文武之权”,而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人员,“不得超过25人,并不得干涉西藏政务”。
这样的条件,仍是坚持西藏的实际独立地位,中央政府对其的管理比清朝时还大有不如。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同意,但对于这些条件,国民政府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谈判,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下了大工夫,力求促成一件事:护送九世班禅回藏。
按说,先促成西藏内附,然后再护送班禅入藏才会顺利,国民政府为何本末倒置?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既然双方诉求差距巨大,那么,空泛的谈判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而将与中央关系密切的班禅送回西藏,并派一定的军队予以护送,一旦成功便会形成对中央有利的态势:其一,班禅一旦回到西藏,其至高的政教地位必然会对反对内附者造成极大压力,中央也就有了在西藏的代理人;其二,护送班禅入藏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以保护班禅为名,便可留驻西藏,作成中央的部队驻扎西藏的事实。
蒙藏委员会于1935年年4月正式向行政院提交了《班禅大师回藏办法草案》,提出由“中央简派大员,挑选卫队”护送班禅回藏,卫队人数,预定为500人,同时青海、西康一代的政府军也可参与警戒和策应。当然,护送行动,仍是要“以和平、郑重”为原则,避免冲突。
这个草案交给西藏方面以“征求意见”。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藏方洞悉得一清二楚,立即于5月回馈:“班禅由北路回藏,无论取道何地,请勿随带汉蒙人,其所携随身保护之枪械愈少愈善,并望以后勿再运带枪械入藏。”之后,更是以康藏地区问题尚未解决为名,指出如果在康藏问题未解决之前,班禅挟武力回藏,“藏民必生误会,引起将来危机”。
面对藏方的强硬,国民政府则是谆谆善诱,专门发电解释:“班禅大师回藏时随带人员、枪械问题,当在维持大师尊严与确保拉萨安定两大原则下妥慎办理,幸勿疑虑。”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能获得藏方的信任,对于班禅率卫队回藏问题,藏方一直采取抗拒态度,拖延到1936年,更是直接表示:“若再巧藉护送为名,派遣官兵,恐西方佛地不得太平,其咎谁归?”
藏方的“油盐不进”,让国民政府甚为尴尬,也使得要求强硬的呼声渐高。蒙藏委员会便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坚持武装护送班禅,则藏方:“对我益存轻视,西藏事件益难办理”。班禅所派驻西藏的代表安钦致电国府:“倘于最近期间送班禅回藏,以中央之官吏护卫之,军队随之而往,民间既无滋扰,则无有不欢欣踊跃而礼拜者。再从而恢复中藏一家,除去民间苦厄,安处之目的可达。倘仍沿柔和之态而进行,中藏问题绝对无有成功之可能。”国民政府留藏负责人蒋致余也指出:“中藏问题无和平解决之望,班禅又何能和平回藏?”九世班禅也对国民政府“柔和”的政策也表示了不满,说自己“轻骑回藏,亦无不可”,但这样会对中央解决藏事带来被动,“惟闻中藏悬案尚无具体答复,民族事情未见融洽,若就私略公,有负班禅来华倾诚祖国、团结五族之初志。是以有望于执政诸公恩威并济,早定方针,以期解决,而免久悬。”
于是,虽然藏方多方反对,甚至有武力抗拒之意,国民政府仍于1936年9月派赵守任为护送使,率官佐27人,士兵359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准备入藏。
护送的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身后却是百万大军,藏方有些强硬不起来了
。而此时,一直视西藏为自家势力范围的英国出手了。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亲自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交涉,明言“藏政府对班禅带兵回藏表示异议。兹根据《西姆拉条约》第二条及藏方异议,希望贵国政府慎重考虑”。英国的介入,使得班禅回藏“已由内政问题进至内外关联阶段”,而在日本大举入侵已经箭在弦上之际,国民政府是不能不考虑英国的态度的,“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
强行入藏会造成英国干涉使得中英关系紧张,而要宣布不入藏,则不但伤班禅之心,也会对国民政府的威望造成致命打击。
左右为难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向班禅表示,入藏要“特别慎重”。这一“慎重”,便使得九世班禅滞留青海一年有余。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再也没有余力考虑西藏问题了。行政院于是年10月作出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
离乡飘零十四年,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九世班禅,原本对回乡抱有极大希望,而就在离故乡仅一步之遥时,却被告知“暂缓”,他的愤懑与无奈可想而知。在得到消息不到两个月,54岁的九世班禅因肝病恶化圆寂于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临终留下遗言:“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扎萨喇嘛与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
国民政府闻报后,特追赠“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的封号,拨治丧费一万元,并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前往灵前致祭。
至此,“四大活佛”已有三位离世而去,哲布尊丹巴系统已经断绝,达赖、班禅虽先后找到转世灵童,但在他们成年前,也都无法在政教方面发挥任何作用了。
七世章嘉硕果仅存,相对于其他三位似乎要幸运很多,但将要面临的时局则更为动荡波谲,他也只能在时代的漩涡中尽力挣扎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七世章嘉不为所动,毅然离开山西,跟随国民政府辗转于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宣传抗战,其作为被赞誉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七世章嘉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成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本是密宗黄教宗主,当选中佛会理事长,无异又为显教领袖”。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在他身后,内蒙古的法座汇宗寺已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烧毁,青海的法座佑宁寺于1966年被文革之火吞没。
在台湾的七世章嘉虽被称为“年来号召边远俊彦,声张大义,屏斥异端,对国内外揭发共匪阴谋罪行,不遗余力”,但实际上已基本不再涉足政治,而是潜心于宗教事务,为重建中国佛教会奔走操劳。1952年,中国佛学会在台北重建,七世章嘉再次当选为理事长。同年,他借前往日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之机,与日本政府交涉将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归还中国事宜,并成功促成此国宝回归台湾。
1957年3月4日,七世章嘉在台北市圆寂,享年67岁。临终前留下遗嘱,提出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章嘉世系的转世灵童,则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最后,也如所有国民党元老一般,“虔诚祝祷政府早日光复大陆,解救同胞”。
然而,国民政府偏安于台湾一岛,转世灵童的寻找根本无法进行,虽有传言灵童将在台湾诞生,甚至可能会在美国出现,但最后都仅是传言而已。章嘉系统无奈的与哲布尊丹巴系统一样,宣布断绝。
在七世章嘉圆寂前五年,1952年4月,继承了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衣钵的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推动下,在拉萨会面,终于实现了两大活佛的握手言和。但也在七世章嘉圆寂后不过两年,随着1959年“拉萨战役”的爆发,十四世达赖出走印度,而十世班禅留在中国,再次分道扬镳。
清朝灭亡后,“四大活佛”改变了固有的人生,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在民国的某些阶段,他们都曾努力再回到那各安其位,“敷教安众”的时代,几乎殊途同归。但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荡涤了一切,所有让他们重新回到过去的可能都消弭殆尽。
最终,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版权所有:金刚经福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