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佛教学术研究在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常被称为“佛学研究”。此“佛学”，意谓佛教尤其其思想学说乃一家之学或一种专门的学问，对这种学问进行研究，称为“佛学研究”。若从当今学界佛教学术研究所包括的翻译、注释、典籍整理、目录、教史撰写、辞书编纂、教义研究等项目看，中国佛教具有佛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其成果极为辉煌，总字数达4亿以上，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等因而称“学问的”(学术化)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质。

　　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指出，注重学术研究，为当今应发扬的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清初以后，随佛教的衰落，义学不振，佛学研究凋零不堪，200余年间几无重大成果可言。清末以来，随整个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开，及佛教复兴运动的掀起，佛学研究也再度勃兴，于20世纪初的30多年间及20世纪末的20年间两度达到高潮，成果极为可观。据统计，近百年间，国内经常发表佛学论文的刊物总数达200种以上，佛学研究机构近30个，投入佛学研究的教内外学者多达数百名，发表的佛学论文在万篇以上，出版的佛学专著近千种。

　　近现代佛学研究，主要受欧美、日本学术研究风气之推动，在佛教界、学术界分头进行。学术界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据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一书所举，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的双轨。此外，还有新近输入的宗教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与佛教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佛教传统的佛学研究方法，可谓以“解行相应”为主，即通过修行实践去印证发挥所理解的佛法义理。这种方法，与自然科学主要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相类似，在实质上颇多共通点。这种最接近科学主要研究方法的解行相应法或实验方法，基本上为学术界佛学研究所不取。传统佛教也用考据方法考校典籍、教史，其方法与学术界所用的文献学、考据学方法基本相同。

　　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主帅太虚大师，虽然申明自己“非佛学研究的学者”，但对佛学研究实际上非常重视，他700万言的著述中，很多是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文字。他对主要从日本舶来的佛学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一再强调佛学与世学尤其是与“向学说上推论得来”的西洋学术迥异，乃“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源于佛陀之出世智。佛陀之圆满智慧非后人所能及，今人之证悟未必能高于古人，佛教思想的发展，与西洋思想由低向高、由浅入深的进化历程适相反对。用西洋进化论的思想史、哲学史方法治佛学，乃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他批评梁启超、欧阳渐、吕澂、王恩洋等人效日本学者用思想史的方法证伪《起信论》等、否定真常唯心论，在《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说：

　　“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

　　日本佛学研究虽称发达，然学者们多不能解行相应，而以西洋人思想史的方法硬套于与西学截然不同的佛学，“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太虚主张佛学研究应解行相应，“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提倡佛学研究应从弘扬佛法于全地球人类的宗旨出发，探源于佛陀经教，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深切研究，准确把握佛陀之本怀，博通融合一切经律论，得圆满精密之胜解，依此胜解抉择各时域、各宗派佛法之流衍，重建契理契机的中国佛学。太虚大师本人的著述演说，便是以这种方法研究佛学的成果。这些成果，对振兴佛教、促进传统佛教之现代转型、利济众生、庄严国土，起了巨大的现实引导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恒久的生命。从直探佛陀心源、总持全体佛法的胜解和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大师对他认为“是流非源”的诸宗诸派之学，及各时域中流传的佛教，皆持理性的批判态度，既肯定其精华、价值，也揭露其偏失错讹和种种弊端，不墨守一宗一派的传统。太虚大师的佛学研究，基本上继承发扬了佛教传统的解行相应方法，而又吸取了近现代学术研究的若干理性精神，可谓佛教界佛学研究的楷模。

　　居士界佛学泰斗欧阳渐，对佛学研究方法十分重视，撰有《今日之佛法之研究》、《谈内学研究》专论佛学研究方法。他强调佛学研究与外学应有一个根本不同点：“内学为结论后之研究，外学则研究而不得结论者。”(《谈内学研究》)因为佛学从佛陀所证寂静圆明的出世智流出，不可以世智相求，在研究上有苦无出世现量、世智不足以范围两大困难，若专凭世智思量，则将漫无归宿，不得已而研究之，只有假借圣言量为比量，信将来久远可证得出世智。研究方法，要在“多闻熏习”(他力)、“如理作意”(自力)。有四忌：一忌望文生义，二忌裂古刻新，三忌蛮强会违，四忌模糊真伪。又须注意两大问题：一、“须明递嬗之理”，即弄清佛陀说法大小空有义理兼具，后经菩萨发挥，部派兴诤，龙树、无著发扬大乘，流传东土，经唐人荟萃。二、“须知正期之事”，对旧存经籍，须简别真伪，不轻置信，考订散乱异译，勘定佳本，细心研读，广学深思，以至引发无漏慧，自作抉择；又须借助梵、藏文，翻译参照，并广采时贤之论，即便其论未必谛当，也可能因其反面而见正面。欧阳渐在强调佛学的根本特殊性上与太虚大师基本相同，而较太虚更多受近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他及他所领导的支那内学院，佛学研究严谨精密，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他主要以印度法相唯识学为佛法准衡，依此否定台贤等宗乃至全体中国佛学，未免有失偏激。

　　欧阳渐的学生、助手和事业继承者吕澂，遵依师教矻矻研讨，运用梵、巴、藏、汉各种文字的佛典对比参校，硕果累累，成为佛学研究的一代巨匠。但他并不取欧阳渐所强调的“结论后之研究”的原则，而强调“实事求是，分析批判”，实际上主要采用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他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中说，研究中国佛学应采用“一般哲学史和一般佛教史的研究方法”，“同时注意到佛学本身的特殊范畴和特殊规律等方面。”应注意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关系，注意印度佛学的发展变化施予中国佛学的影响及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区别，其次应注意译者的辨伪、时代错误的订正、原义的寻究、年代异说的判决四个要点。吕澂采用近代学术研究方法，而顾及佛学的特点，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佛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使吕澂在佛学研究上结出了为国内外学者共同赞许的丰硕成果。他证伪《楞严》、《起信》，否定“心性本觉”，虽然有一定理由，具启发价值，但有失圆融，动摇了台贤禅密等宗的理论基础，为很多教界人士所难于接受。

　　自称“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印顺法师，实际上也基本采用学术界通行的思想史方法研究佛学。他用这种方法探源于印度佛教，厘清印度诸派思想源流，对中国佛教不符佛陀原旨的精神、义理、制度、习惯等作了相当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发展了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促进中国佛教的转型、改革贡献重大，意义深远。面对日本学者等通过学术研究否定大乘经为佛说的挑战，印顺法师自觉作出回应。他用思想史的方法，溯大乘之源于原始佛教，论证佛世虽无大乘经，却有菩萨道，大乘经乃后世的菩萨依据佛陀的精神所演绎，应看作是佛法。“佛法表现于佛陀的三业中，也表现于佛弟子的流行中”，大小乘经，“都是释尊的三业大用，显现在弟子的认识中，加以推演、抉择、摄取，成为时代意识而形成的。可以称为佛说，却不能说哪一章、哪一句是释尊亲说。”(《妙云集》)下编之三《大乘是佛说》)如是论证大乘是佛说，回应学术挑战，以近代理性建立大乘基础，功不可没，但也多少降低了大乘经的神圣性、权威性。特别是以思想史方法论证、斥责密法非佛法，说阿弥陀佛乃印度太阳神崇拜的转化、真常唯心论近印度教梵我一如思想等，难免招来禅、净、密三宗信徒的非议。

　　跨学界、教界两界的蒋维乔，曾撰《怎样研究佛学》长文，文中说研究佛学须先做好两项基本工作：一是通过佛学概论类书籍的研读，掌握经系统研究过的佛教的普遍概念，抓住其根本原理，因一切典籍、宗派、学说，“无非是拿这个根本原理做中心所演绎”；二是通过研读印度佛教史之类的书，理解佛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其次要从源至流，从《阿含》等佛经到依经释经之论及印度、中国诸派诸宗之学，“必须对各宗都经过相当的研究，然后再站在各宗之外，去把整个佛教鸟瞰。”强调一宗一派之说不足以概佛教之全，对各宗学者的注疏应善加抉择，不要被一宗一家之说所囿。蒋氏虽然主要就把握佛陀教旨而言，但其所说方法步骤，是所有研修佛学者包括教外学者也应遵循的路径。

　　20世纪上半叶，学界学者们主要采用思想史、史学、文献学方法，结合中国考据方法研究佛学，其代表性的人物，可举出胡适、陈垣、汤用彤三位。

　　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著称的胡适，将禅宗研究作为他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整理国故”工作的一部分。他整理国故的出发点，是“为真理而求真理”、“再造文明”，对国故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其禅宗研究当然也以此为原则。他用这种方法，在发掘敦煌文献，整理《神会和尚遗集》，考证楞伽宗、菩提达摩、神会等方面获得重大成果，一些观点被学界所赞同采用。但他认《坛经》乃神会所造等断言，证据亦未必能充分，因而遭到钱穆、印顺等学者的批评驳难。胡适对禅宗本质认识之偏颇浮浅及出言之武断，使他的研究成果大为逊色。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佛教史研究，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兼取西方史学方法。他关于佛教史的几本著作，资料丰赡，搜逸钩隐，论断精审，让史实说话，对佛教、佛教人物不以己意轻加褒贬。这使他的著述在学界、教界都甚具权威性，至今仍具重要学术价值，多次再版，几无人提出批评和异议。其《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二书，既是考据精审、具开拓性的史学专著，又借古讽今，深寓抗日救国之情意，与专为学术研究而作者颇有不同，殊为难得。

　　汤用彤先生学贯中西，通晓梵、巴等文字，曾在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对佛学的特点有准确的把握，因而深知治佛学之难。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说：

　　“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操，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糟粕而已。”

　　汤氏此言，点明了佛学的特殊性质，主张研究佛学者应同情佛教徒的信仰，对心性有所体会，不能只在文字上考证寻求。出于这种认识，汤氏的佛学研究客观持平、严谨精细，将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多种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考据法结合，完成了至今尚被学界、教界众口交誉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上乘学术著作。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60—8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的佛学研究，基本上都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学方法，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等，范、侯二氏虽非专究佛学，但在他们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思想通史》二书中，有专章论述佛教，影响不小。他们基本上都认为佛教是起反动作用的东西，在哲学上属唯心主义，应予彻底批判。重在用阶级分析法，揭露佛教思想的经济基础及其为剥削阶级服务、麻醉人民的本质。其中以范文澜先生态度最“左”，其《唐代佛教》指责“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带有过强的政治斗争色彩，有失学术研究客观公允的气度，也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这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的佛学研究虽仍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越来越趋向客观公允，注意宗教政策和安定团结，吸收国外通行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希文《宗教文化在当今中国的位置》一文批评以前的宗教研究说：

　　“人们大多从哲学或宇宙观单一视角来看待宗教现象，从而不适当地强调了宗教唯心论的负面影响，凸现了唯心与唯物、信与不信教的对立。这不仅无助于全面、准确地揭示宗教现象，而且不利于团结同样是国家主人的广大信教群众。”(《世界宗教文化》总第1期第1页)

　　这可谓当今学界对60—80年代宗教研究包括佛学研究的普通反省。牟钟鉴先生在《研究宗教应持何等态度》一文中，主张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宗教应近而不混，通而不同，进得去，出得来，取“信与不信之间”的态度。他以汤用彤为楷模，赞赏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其《跋》，“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气度。他对佛教和佛教史相当熟悉，相当投入，对真正有学问、有懿德嘉行的高僧大德怀有诚挚的敬意，从而能较切实地把握他们思想的真意和精要；同时他不囿于佛教信仰，以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理性指点人物，评说历史，比较异同，不以门户划界，唯以是非立论，故能成就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性著作，使教外读者获得可靠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迪，使教内读者没有反感，愿意认真参阅，因而其学术生命广大长久。”(《佛教文化》1996年第5期第7页)牟先生的这段话，代表了当代中国大陆很多中青年佛学研究者的理念。

　　教外学者研究佛学，除了应注意宗教政策、尊重佛教徒的信仰之外，应注重佛学研究的基本功，争取准确、全面地理解佛学，采用哲学、史学、考据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对佛学作全方位的研究。特别应注重调查研究，对佛教的宗教活动、教徒的心态、教团的现状获得真切的了解，最好能对佛学的修持亲作试验，起码也应对别人修持的效果作调查研究。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上观测实验方法，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科学方法，用这种真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只是关在书斋里从文字到文字，或用某种现有哲学观的框框去套佛学，难免错解佛法，贻害社会。教外学者佛学研究的价值，大概主要表现在其“教外”的立场——站在佛教、佛教信仰之外，以“旁观者清”的理性眼光，从全人类文化和当代文明建设的角度，客观、冷静、如实地审视佛教的历史和现状，对佛法的价值作出公允的评析，对佛教的弊病和缺陷作如实的、善意的揭露批判，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起到向社会如实介绍佛学、促进佛教自身建设及与社会协调的积极作用。佛教界应尊重教外学者的辛勤研究，重视教外学者的批评，视教外学者为帮助佛教成长的重要诤友。

　　具有佛教信仰的教内学者，未必便不能在佛学研究上贡献出生命广大长久、使教内外读者皆能受益的佛学研究成果。20世纪两位成果最辉煌的佛学研究巨匠——吕澂和印顺，便都是佛教徒。能否研究好佛学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清醒的理性和客观持平态度、真正科学的方法，而这正是佛教所强调的学佛之要、般若精义。佛学的基本原理——缘起的如实观，应是佛学研究的最佳指导，未必与学术研究的方法相悖，而应能补救学术研究方法之局限与偏狭、执着。

　　教内学者的佛学研究，应发扬传统，以解行相应法为主，兼取学界的科学方法。力求以禅的客观、冷静心态，从全人类文化的广大视角，从佛教的现状和自身的建设出发，研究佛教的历史、教义、教制、文化等。应直面佛教的现状和弊病，自我诊治，开出处方。应研究整理佛教的修持之道，总结古今修持的经验，开设出适宜于现代人修持的法门。应针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系统总结和发挥佛学思想，编写出高水平的佛教哲学、佛教心理学、佛教文化学、佛教伦理学等，为人类文化的建设、科学的整合飞跃作出贡献。应针对佛教现状，总结佛教弘传的历史经验，批判传统之弊端，深化人间佛教的思想体系。与教外学者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教外”不同，教内学者的研究价值，应主要表现出“教内”的优势——对佛学有解行相应、经实践验证的深切体会、准确理解，能从弘扬佛法的热忱提出针治弊端、促进佛教建设的方案。如果说，教外学者的佛学研究成果，其效用主要在供社会人士了解佛教、作佛教建设的一种参照体系、参考意见的话，教内学者的佛学研究成果，则应主要对佛教徒的修持和佛教的建设起到指导的作用。

　　在文化学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与佛教弘传的需要和学术界佛教研究的日益兴旺相比，中国大陆佛教界的佛学研究显得相当落后，佛学研究的方法也缺乏自身应有的特点。佛学研究应该是21世纪的中国佛教应予高度重视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