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才光复的时候，由于过去大家在日本人的统治压制之下，生活清苦；有一些宗教就趁机会给你一些奶粉，给你一些衣服等日常用品，但是你要来信仰他的教。

　　大家为了要生活吃饭，就改变了信仰。所以就有人说，这许多人都是“呷教”（吃教）的。

　　自我懂得佛教以后，我就希望佛教靠我，我不要靠佛教。六十六年前（一九四九年），尘空法师从浙江省普陀山托煮云法师带给我一封信，上面写着：“现在我们佛教青年，要让‘佛教靠我’，不要有‘我靠佛教’的想法……”，他的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

　　其实，我和尘空法师并无太多的关系，只是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在焦山的第一届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中，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仅有一面之缘而已。但是“佛教靠我”这句话，一向以来成为我心中的一盏明灯，经常这样充电，甚至发光，增加了我的信心力量。

　　我出身家贫，童年七、八岁的时候，在家里靠父母吃饭，我就想要去做童工，赚钱贴补家用。后来，我清晨起来拣狗屎，傍晚出门拾牛粪，把它堆积起来可以作肥料，卖一点钱，大人很高兴，我自己也很开心。

　　出家以后，佛教养我、教我，所以受到打骂委屈，我都不计较。因为，我白吃了寺中的米饭，还能不受教吗？在南京栖霞，在镇江金山、焦山，在常州天宁等多处参学，受春风、夏雨、秋霜、冬雪的教育中，我默默的学习、静静的长大，总想着：如何报答佛教的恩惠，我不能长期的靠佛教吃饭，我应该对佛教有所贡献……，这是我从小养成的观念。

　　我曾说过，自许做一个报恩的人，并且发愿：我要给人，不希望人家给我。所以师父志开上人“半碗咸菜”的恩德，让我立下弘法利生的志愿，这就是我的本性。到台湾来之前，十年丛林寺院关闭的参学生活，我几乎每年都做饭头（煮饭菜）、菜头、水头（担水）等等苦行工作，这许多事不一定是我应该做的，但我自愿发心承担。我不曾休息过一天，自觉有一点特长，那就是煮饭菜供养大众。其实，最初出家，我也没有什么志愿，只想做一个饭头和尚而已，并不想做一个人家说的“大师”，我觉得做饭头僧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享受。

　　度过十年的寺院生活之后，有一个机会，我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这也是一个贫穷清苦的寺院，寺中有一片农场，我原本就是农家子弟，可以务农为生；寺院的附近有一所小学，我也很幸运的在里面教书。我想，我做一个出家人，也要有所生产，在社会上，才不会被人讥为是社会的寄生虫，也才不会给人批评是社会的消费分子。我不要靠佛教吃饭，甚至也不靠社会来救济我，我要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不知道是什么因缘，让我从饭头僧苦行的工作，流浪到台湾来；台湾人的善良、台湾的水米，养育我成长，甚至他们把我当作法师，要我讲经说法。我最初想，所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讲经说法，与煮饭、烧菜供养大众也是一样，也就没有怎么去分别它，而渐渐走上弘法建寺、安僧度众的道路。坦白说，现在九十岁了，你问我有什么懊悔的事？那就是我不能做到最初想做的饭头僧。

　　回想初到台湾的时候，我在中坜圆光寺做“水头”，每天打六百桶的水供应全寺八十人使用；清晨天未亮，就拉车购买常住需要的物品，寺里的扫地、净头、挑担、收租谷、看守山林等行单，我从来没有推辞过。我想，寺里大众对外省来的青年僧侣，应该会有一点好感吧！我自许要有供养心，帮忙人家吃饭，并不希望别人来帮助我。想来，服务大众的人生观就不会辜负自己的一生。

　　我也曾经想过，我既然出家，就要修行，我既要读书，就要有读书的环境；但我忽然感到，我也没有钱，也没有地，我要如何闭关修行呢？谁来给我地方呢？谁来给我吃饭呢？假如我要读书，谁给我读书的环境呢？

　　那个时候，也有寺院的护法信徒，说要护持我闭关，让我专心写作文章；我也曾有过念头到灵岩山念佛一生，我也甘愿在禅堂里面打坐终老；但我觉得，假如我闭关修行有成，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琉璃世界，那许多供养我的人、给我吃饭的人还在娑婆世界，他们怎么办呢？

　　想一想，这还是自私自利的行为，不能利益大众，就打消了这种不为别人着想、只为自我成功的念头。融斋法师曾经开示我：“未成佛道，先发心度众，是菩萨发心。”因此，我发愿要做一个菩萨；芝峰法师的一句“不要做焦芽败种”，也让我谨记在心，我不要做佛教的焦芽败种。

　　我也有个性格，欢喜在山林里爬上爬下的活动，享受那种遗世独居的超然，与天地同的清净逍遥；住在山里面修行，没有他事，除了早晚殿堂课诵以外，可以说自由自在，也是很惬意。但是我想到，到世间上来，只在山林里自我修行，不能为社会服务，那来到世间上有何意义呢？只住在山林里面，这不是消费世间吗？不能贡献世间，我何必做世间的废人呢？

　　在佛教里面，不少的人靠赶经忏替人念经收取一些嚫钱（红包）为生，因为讲经不容易，念经比较简单，无所用心就可以获得供养来养活自己。在那个生存不易的大时代，就是我去念经，也还是靠佛吃饭；加上我五音不全，念经就更不是我本来志愿要走的道路了。我想到，人的生命是很可贵的，父母生养了我，让我有机会在世间上做人，要这么样轻易的放过自己的人生吗？

　　我也看过很多无所事事的出家人，到处云游行脚，我不知道他们的旅费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走来走去，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当然也想去旅游参学、扩大见识，但我不能只是要人来帮忙我，他出钱，我去游玩？这样公平吗？

　　我也看到一些住在小寺庙的人，天天关门，没有事情做，只有初一、十五开个门让信徒进来烧个香，所收的香油钱，也够他维持三餐生活了。但，我能做这样的出家人吗？这不就是如一九五二年时，印顺法师在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曾经对我说过的：“修行、修行，假藉这个名义说这句话的人，有时候看似好听，其实是懒惰的代名词。”我不能用修行的名义，剥削佛教的饭食，假藉修行的名义鬼混一生。我也不甘愿那样的醉生梦死。

　　我也在挂念，自己这一生怎么样度过？当然，我想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不能离开大众，不能离开对社会的贡献，否则，只是做一个饭桶或者衣架？那有什么价值呢？

　　那个时候，常有人问我有没有灰心失志的时候，这我没有感觉过，但前途茫茫不知道做什么好，倒是经常有的念头。尤其在台湾，寺院里的厨房工作，大都由女众负责，没有一个青年和尚到厨房里为大众服务，为此，我不能做饭头僧，就引为终身之憾了。其实，所谓修行，难道煮饭、烧菜不是修行吗？那许多苦行的头陀行者，不是修行吗？大家不懂得生活中的修行，所以佛教才与社会脱节啊！

　　回想佛光山刚开山的时候，设备还非常简陋，但已有不少《觉世旬刊》的读者闻风而来，终于让我有大显身手的机会。那时，信徒都知道，来到山上如果找不到我，大概到厨房里就可以看到我进进出出。

　　有一年的春节，我在果乐斋炒面，忙得不亦乐乎，曾有过一个中午就炒了二十锅面的纪录。弟子们也才感觉到，除了做木工、水泥工之外，原来他们的师父也可以下得一碗好面、煮得一盘好菜，而对我赞不绝口。在高雄市担任救国团总干事的张培耕就说过，吃过我煮的一碗面，二十年都不能忘记。我也以此自豪，乐于典座煮饭供养大众。

　　但是，命运没有容许我有这样的发心场所，还好，在典座之外，发现自己有另外一份能量：我可以写文章。

　　虽然早期台湾的环境困难，为《人生》、《菩提树》、《觉生》等佛教杂志写稿，大多没有提供稿费，但我仍不断供应文章给他们刊登。我甚至甘愿不要稿费，也不愿替社会那许多提供稿费的杂志、期刊写文章。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为佛教而生的，应该为佛教而做，我应该看佛教，不要去看社会的金银财富。

　　尽管有佛教杂志没有提供稿费，但我仍笔耕不辍。记不清是哪一个出版社征稿，我写了一篇文章，还得到一百五十块奖金；在台湾五〇年代，物资普遍缺乏的社会，我非常高兴的用这笔钱买了一本《辞海》，并且在第一页写上：“这本无言的老师，将伴着我度过未来无数的岁月，让我见识天下，甚至可以起飞。”我感到自己非常的幸运，除了做工、做饭食以外，又添了一项能为佛教贡献的地方，那就是可以用写文章来护持佛法、弘扬佛法。

　　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无声息的歌唱》、《玉琳国师》、《十大弟子传》、《八大人觉经讲话》等，尽管没有相关的参考书，却也一本一本的陆续完成了。那许多小书，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感到不成熟而不敢翻阅；徒众却告诉我，有些教授学者还把这些早期的写作内容拿来做文学的研究。说来惭愧，这许多习作，实在不登大雅之堂；不过，当我知道这许多书籍以数万本，甚至百万本以上的数量流通时，我才稍微自我安慰：这不也是弘扬佛法？不就是“佛教靠我”吗？

　　现在，到了这种高龄，一生自称“贫僧”的我，虽然建了几百间的寺院、数十所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中华学校等等，但那都不是我的，这许多都是社会大众的，都是佛教护法信徒的，我贫僧的性格，一生没有改过。这也不是天生的，说来应该是要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予我良好的教育。在大陆，我跟随他十多年，不曾给我一件衣服、不曾给我一块钱，也不准我出外参学，出家做和尚，日子比在家里的生活还要穷苦。

　　有那样一个威风的大和尚做师父，怎么自己这样的寒酸？但现在才感受到，慈悲伟大的恩师，他养成我后来的人生没有购买的习惯，没有对物质的欲望。因此，我经常讲“以无为有”的观念。无，不是没有，你懂得以后，“无”的里面，只要有发心，它是无穷无尽、无限无量的。从此以后，我讲经说法，推动念佛会，推动乡村教育，推动儿童教育、艺文写作，为青年人办补习班，为老年人组织念佛道场……，我觉得这样去做，大概我这一生就不会做“吃教”的人了。

　　到了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青年来包围我，表示要跟随我学佛出家。起初也是不得已，他们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下就自行落发，我不得不为他们办一个小型的佛教学院。后来，一年一年招生，学生一年一年的增加，一不做、二不休，就从高雄寿山寺到满山麻竹的佛光山开山了。

　　佛光山不仅是一块不毛之地，到处都是山沟渠壑，地表早就被雨水冲刷光了，连一条山区小路都没有，只能沿着水沟河床走路，哪里还能建什么寺庙道场呢？有信徒看了说：“这种地方，鬼都不会来。”但我心里想：“我建道场，是要佛来，又不是要鬼来，佛来就好，鬼不来有什么关系呢？”承蒙越南华侨褚柏思夫妇的好意，我接受了这块土地，心里盘算着，有钱，就慢慢做；没有钱，工程停下来也不要紧。

　　就这样，启建山林，学生日益增多，要求出家的徒众也日渐增多，信徒也都前来参与各种建设、弘法事业。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年来，佛学院从来没有停止过招生。其他的大学、中学不算，光是佛学院的学生，一度曾达到六百多名，他们的吃、住、零用、单银，都要我供应，这时候才感觉到确实有些困难。

　　一向不愿意为人做经忏的我，心里忽然想到，不要紧，我可以到殡仪馆去替人通宵助念，因为通宵的嚫钱会多一点，可以作为补助佛学院开销之用。就这样，现在佛光山丛林学院，成为佛教有历史以来，第一所办学达五十年以上，并且每年都招生的佛教学院了。

　　我非常不喜欢一个出家人做了一个职务上台之后就不肯下台；担任当家，是一时的，做住持大和尚，也是一时的；现在的社会，无论做什么事业，也都有任期，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不下台，后面的人怎么上去呢？

　　所以，我在开山之初就订立制度，住持一任六年，可以连任一次，十二年满，就一定要下台。后来，经不起徒众要求，也是佛光山正在开山困难之中，不得已，我又再做了一任。在佛光山开山十八年后，和我邀请的一千三百名老人，共同在佛光山度过六十岁生日以后，就退位离开佛光山了。为了不干扰后辈徒众的行事，徒增他们的困扰，也不要让他们养成依赖的习惯，我兴起行走天下弘法的念头。最早是在美国建西来寺，后来到澳洲建南天寺，接着到欧洲、非洲、南美等地启建道场。另外，在亚洲的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也陆续设立别分院。就这样，信徒都跟着我一起辛苦，把全球二、三百个道场建起来了。

　　想不到因为退位，反而以退为进，让人间佛教走出去了。有多位学者跟我说，过去佛陀把佛教带到五印度，而佛光山把佛教带到五大洲，成为第一个将汉传佛教国际化的教团。

　　平心而说，最初我兴建道场，也不是说完全是发大愿、为了要弘法利生，我只是想到，信徒多了、徒众多了，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吃饭；如果叫我带了多少信徒到人家的道场吃饭，吃过之后，不添油香，又不好意思；添油香，也不好意思；在这样两难之间，不如在自己常到的地方建个寺院，让跟随我的人都有饭吃。

　　其中，位于彰化的福山寺，就是为了在台湾南北走动，解决往返高雄、台北途中，不得地方用餐的问题而建成的。那是一座以环保资源回收得到的少许利润慢慢积聚起来而建成的寺院，我曾经一度想把它命名为“环保寺”或者是“供养寺”。

　　在人间，我不要靠佛教吃饭，总希望大家来靠我吃饭，当然我也要靠大家才能存在，这就是佛教讲的“因缘法”，大家彼此同体共生。就如同初建佛光山的时候，对于人家前来捐款，大部分的人都希望信徒多捐献一点，但我希望他们捐少一点；因为细水才可以长流，捐得太多，反而造成人家的负担。也因此，我一直主张宁可以吃万家饭，也不愿意吃一家餐。

　　所以，虽然也有一些企业家大户表示要赞助支持，但我总想，我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结缘的，因为我只在小民之间来往，共同成就弘法事业，聊表彼此一些心意。其实，他们也不是小民，他们省吃俭用，把日用买菜的钱节省下来给我来办大学、建道场，可是人间的发心大菩萨哦。我想，这也是我人间的性格，人生的本分吧！

　　除了发愿不要吃教，我也发心护法卫教。还记得一九五〇年代左右，京剧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火烧红莲寺”，内容对佛教有所诬蔑，我致函跟她抗争。那时，正是蒋经国在追求顾正秋的时候，只要她讲一句话，我可能就会遭来杀身之祸；但为了佛教，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宁可以护教牺牲，我也不能躲躲藏藏、偃旗息鼓，做一个佛教的哑羊僧。

　　李炳南居士、朱斐居士，在佛教里是那么样权威的地位，但为了坚持太虚大师创办《觉群》杂志的宗旨，我写信跟他们抗争。他把我的原信刊出，并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认为我反对年轻人出家、反对净土，几乎让我在台湾无容身之地。其实，我一生打佛七不只百次以上，再加早晚念佛、周末共修，就更多了。我一向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也曾在念佛中有过身心俱泯的体验，我会反对净土法门吗？不过，如果你问我净土在哪里，在我认为，十方诸佛的净土都在人间。

　　我一生就是这么简单的信仰，都没有改变过。我既然住在佛教寺院里，受的是佛教的营养、信徒的信施，我就要为佛教生、为佛教死，我不能没有公平正义。等于我扬州的前辈乡亲鉴真大师，在他赴日本弘法的时候说：“为大事也，何惜生命。”我当如是也。

　　讲述这许多事，也不是要昭告世人“我不是吃教的”，只是，我的良心很自然的驱使我要这样子去做。既然做了出家人，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不然我身披如来袈裟是做什么的呢？

　　在我初为佛教工作的时候，自感教育不够，就想要亲近很多大德、法师学习，为此，我感到获益良多。至今，我终于懂得，假如一个青年僧没有参学过一百位以上的法师、善知识，不能名为精进修道的人。《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过去禅门大德也有所谓“走江湖”来往，这个大德怎么说、那个大德怎么说，如果你不记得这许多善知识的开示，怎么能够称为“参学”呢？

　　所以，我也很庆幸自己很有福德因缘，可以亲近很多大陆、台湾的长老、法师、大德等。现在，我简略的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增加大家对近代佛教这许多大德的了解。

　　例如，大陆过去的师长，有：太虚大师、仁山长老、雪松法师、若舜老和尚、卓尘长老、智光长老，还有芝峰法师、圣璞法师、圆湛法师、合尘法师、海珊法师、雪烦和尚、茗山法师、惠庄法师，乃至真禅法师、明旸法师、惟贤长老、德林长老，到现在的无相、松纯长老等一些大德、青壮年法师，我都曾和他们问道，后来都成为同参道友。

　　在台湾，所有本省、外省的长老我也一一亲近。例如：中坜圆光寺的妙果长老、大仙寺的开参长老、灵隐寺的无上法师、法源寺斌宗法师、竹溪寺眼净法师，乃至元亨寺菩妙长老、宏法寺开证法师、龙泉寺隆道法师、狮头山如净法师，以及东和寺孙心源法师、林德林、宋修振、林锦东、张玄达、吕竹木、曾普信、刘智雄、陈铭芳等这许多日式的僧侣，和多少本省的居士大德，如：林大赓、李世杰、李添春等等。

　　此外，在台湾的外省法师，如：慈航法师、大醒法师、太沧和尚、证莲和尚、南亭法师、道安法师、广钦法师、戒德法师、佛声法师、默如法师、圆明法师、东初法师、白圣法师、月基法师、乐观法师、悟明法师、道源法师、印顺法师、演培法师、续明法师、仁俊法师、慧三法师、妙莲法师……还有我好多的同学至交等。

　　假如现在有人问我他们跟我讲了什么、开示过什么话，我都可以一一告诉你，至今数十年都没有忘记。我所以不厌其烦的把这许多大德的名字列出来，主要就是希望我们后辈青年僧要多到处参学善知识，不然你们的道学怎么增长呢？因为在佛教里，就要谦虚，欢喜亲近善知识，吸收他们丰富的生命经验。能记得一句、二句善言良语，等于佛陀说、孔子说的圣言量，就能让我们终身受益了。

　　我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山门派系观念，在我觉得，佛教是整体的，不是分裂切割的。因为在我父系家族门丁单薄，出家后也是门丁单薄，因此只要我听到哪里有大德老师，也没有分什么派别，都会前往拜访，请他开示。但很惭愧的，我一直在祖庭之外参学，连我过去师祖的名号上下都不清楚，而遗憾为什么师父不曾和我提过。可见，虽名师徒，但实在接触不易。所以，谈话间一言之重要，都要非常珍惜。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艰困时代，亲近这许多老、中、青的善知识当中，我也遇过不少挫折。例如，我给白圣法师拒绝于门外，不准我挂单、参加会议；我也曾被南亭法师的问话难倒，他说：“你要在这里吃饭吗？”那时候年轻，脸皮很嫩，已近中午时分，明明想去赶斋，也羞于回答“要吃”，只有说“不要”，然后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最亲近的东初法师，在餐桌上，指着仅有的二盘菜说：“这一盘特地为你煮的哦。”我觉得自己实在愧对长老，让他这么费心。

　　除了台湾的长老法师之外，我还亲近过菲律宾的瑞今法师，香港的乐果老和尚、倓虚法师、大光法师、永惺法师、畅怀法师、觉光法师等；在马来西亚，竺摩长老、胜进法师、金明法师、金星法师、伯圆法师、镜盦法师等，我都以师长之礼尊重他们；尤其好友广余法师，跟我论交数十年，彼此惺惺相惜，成为至交。

　　在新加坡，还有光明山的宏船长老，弥陀学校的广洽法师，佛教会的常凯法师，毘卢寺的本道法师，福海禅院的弘宗法师等，承蒙他们不弃，多年来相互关心，也多所关怀。其他，在全世界各地的在家居士，如：毕俊辉、叶曼、孙张清扬女士，朱镜宙、赵恒惕、李子宽、赵朴初、沉家桢、周宣德、董正之、丁俊生、莫正熹，乃至楼宇烈、方立天、赖永海、张新鹰等等，他们都成了我的善知识，我都把他们当作老师。

　　我自己感到惭愧，不敢傲慢，不敢自大，能获得这许多长老、善知识的开示，只有更加谦虚、谦卑。我们个人没有能够独立而成功的，都是承蒙大众慈雨甘露的滋润，在岁月中慢慢成长。我们既不是为了“吃教”来出家的，就应该“为了佛教”牺牲奉献，“为了佛教”弘法利生。

　　如今，我年已九十，罹患糖尿病也有五十多年，在医病史上，糖尿病的患者能存活这么长时间的，应该也不多见。什么原因造成的？回想过去，在佛门里忍飢受饿、多少屈辱、多少忍耐、多少苦难、多少辛酸，尤其如陶渊明诗云：“三旬九遇食，十戴着一冠；造夕思鸡啼，及晨愿鸟迁”，我想，在这样极度飢饿的情况下，恐怕是罹患糖尿病、心脏病最大的原因了。

　　不过，我与病为友，毫无怨尤，而且发愿要“普门大开”，不但给人吃饭，为了佛教，我立下“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信条，勉励自己要进取、积极、奋发，一生乐观。所谓“心如虚空无边际，身似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志愿，平安幸福照五洲”，我就这样活到了今天。

　　回忆往事，假如有一些光荣，都是佛陀加被的；假如有一些成就，都是信徒成全的；假如有一些身教，也都是这许多大德、善知识做了我的榜样、模范。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应邀又回到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场弘法，当时有二千名大马青年，大声的引领现场八万人同唱“佛教靠我”，不禁让我感动热泪盈眶。

　　去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他们又再举办“大马好音乐会”，我因年迈不克前往，只有以录像讲话方式为他们祝福。徒众告诉我，有八千名大马青年不畏风雨，在大雨滂沱中，高唱“佛教靠我”，那充满热情的脸庞、嘹亮的歌声，这还不能打动我们吗？谁说佛教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呢？

　　今天，我这一番话，没有别的意图，只希望佛教界的诸位师友，既发心出家入道，都是要“为了佛教”，不要是来“吃教”的。期盼大家接受人间佛教、实践人间佛教，做人间的菩萨，发心让“佛教靠我”，我不靠佛教，不做“呷教”的和尚，那么，我就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