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京津冀地区的陶器与佛造像

五胡乱华以后，最终由鲜卑族的拓跋氏统一华北，建立北魏。但北魏的汉化程度很低，为了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向汉族王朝统治模式转化，北魏孝文帝对鲜卑贵族阶层进行了汉化改革，如易服、通婚、改姓等，促进了鲜卑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

鲜卑姓改为汉姓表

胡汉通婚表

在我国的历史上，通常把公元386年到581年在北方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称为北朝。在这些割据政权中，北魏立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当时各割据政权间经常发生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这件河北省河间市邢氏墓出土的北魏套衣持剑俑，就是当时战士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墓葬中，还出土了很多头戴盔，身穿光明甲（胸前背后有两面圆护铠甲）——这是一种比较精良、贵重的铠甲，腰束带下着裤，足穿靴的陶俑。

如这件河北省平山县崔昂墓出土北齐按盾武士俑，粗眉，圆睁双目，高鼻，胡须浓密，面部表情严肃。

左手持兵器（已佚）；右手按盾牌，盾呈圆角长方形，其上饰虎头纹；形象威武、雄健。

从北京市海淀区出土的北朝褐釉陶俑，可以看到当时北方人的大体形象。只见他头戴尖顶帽，双眼突出，鼻梁高耸，脸向上扬。身穿长袖短衫，右手往前平伸，左手下垂，下穿长裤，两脚岔开站立。

虎子起源于战国，为溺器，风行于汉及两晋，因器形似虎而得名，融装饰与实用于一体。南北朝时的墓葬中也很常见，大多为青釉器，如这件河北省平山县崔昂墓出土的北齐铜虎子则比较少见。

天津市武清县齐庄遗址中发现的火葬墓，灰陶罐上压两块扣合的青砖与红砖，在墓志砖上明确刻有“大齐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八月廿九日，仓州重合人赵××妻郑××”全文3行23字，明确说明墓主人的下葬年代、籍贯和姓名。北齐纪年墓葬的发现，在天津考古尚属首次。为建立天津地区北朝时期考古遗存的考古学年代标尺，提供了极为精准的考古学材料，揭开了天津地区北朝时期考古遗存的神秘面纱。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混乱，人心惶惶，无所皈依；适逢佛教传入后，很快盛行民间。加之孝文改革后，摒弃原来的萨满信仰，开始接受佛教，使其在燕赵地区得到发展。

天津市大港区窦庄子出土的北魏铜观音像，为鲜卑拓跋氏北魏延兴五年（公元475年）的铜佛造像，是国内已知有纪年的较大的一件北魏造像。

河北省满城县孟村出土的北魏鎏金铜佛立像，通高35.2厘米，通体鎏金。整体而言风格较为华丽，是北魏中期佛教造像的精品。

高肉髻呈水波状，鼻梁挺直，鼻翼稍宽，大耳，短颈，面相丰圆，着袒肩式袈裟，衣纹以身体为中心呈圆弧状布列，衣襟自右掖斜搭于左肩，大腿处衣纹贴体，如出水状，两小腿处衣纹呈弧形排列。左手下垂，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莲座上，有舟形火焰背光。这种镂空火焰纹背屏极少，流行时间只有公元5世纪前后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背光后面阴刻坐佛一尊，面相丰满，耳轮硕大，着袒右式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袈裟一角，坐于束腰方形台座上，头光及身光为素面，边缘饰火焰纹。

座下有一四足方床，明显继承了北魏太平真君年间铜佛像的底座样式，低矮而厚重。

但其正面及侧面足上有线刻坐佛和供养人，是北魏中期出现的新装饰样式，并成为这一时期河北铜佛像的典型特征。

背面刻“延兴五年 （475年）四月五日张次戴为佛造释迦门佛壹躯”铭文。

河北省满城县征集的北魏鎏金铜佛坐像，高18.1厘米，通体鎏金。

主尊磨光高肉髻，头顶发丝细密而齐整，面相饱满，额宽平，长眉细目，鼻梁挺直，鼻翼较宽，小口，长耳

。身着通肩式袈裟，圆领上线刻卷草纹，胸前衣纹呈V字形。衣纹排列层次明显，疏密有致，刻画有力。双手结禅定印，掌心向内，捧于腹前。

颈后部位有榫孔，显示原应有背屏，已佚失。此像与后赵建武四年像及北宋村出土坐佛像相较，其坐姿、手印，发髻均相似，但衣纹流畅，颈部细长，面相更趋秀丽，年代应稍晚一些，当在十六国晚期或北魏早期。

注1：文中照片皆为作者四库全叔拍摄。

注2：文字参考展览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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