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

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泉，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

“天人感应”的创说者是西汉的董仲舒。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以《春秋》公羊学名家，汉景帝时为博士。后参与建元元年贤良文学对策，很受武帝赏识。在对策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其“天人感应学说”是他哲学体系的核心。其立说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春秋》灾异说。

首先，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法天而立道”。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摸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这就是说，孔子在作《春秋》之时，天人感应的现象即已存在。孔子所讥贬的，天必加灾害以应之。孔子所厌恶的，天必出怪异以示其警戒。因此，“人之所为”，必“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天与人是相与为一的。

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为了解决这个前提，董仲舒吸取了《易传》中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异质同构的理论而大加发挥。《易传》说:“天地细组，万物化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只是将人类男女交合简单比拟天地摩荡。而董仲舒的理论，则如同显微镜的放大，从体格到惫志，将人与天作了全面的比附。“天地之符，阴阳之附，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曰月之象也。休有空窍理服，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洲首贫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曰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膜，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

所有这些说法，均是就之节律。地之构造与人的体格和生理现象进行异类比附。不仅在体格构造与生理特征上“天与人相类”，而且在情感与意志上亦相类。他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董仲舒既然将人与天作了这样的比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泯灭掉作为比附的“类”的界限，干脆就“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泯灭了“类”的界限而进一步抽象化，就推出了“天人同类”的结论。既然天与人同类，那么同类的东西就会互相感应。正如“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亦如同“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到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了。其理论的自完自足性，体现得相当充分。于是，他发出了警世危言:“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由此看来，艾仲舒创论“天人感应”之说的初衷，实在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他要证明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命于天”的统治合理性。在《春秋繁露·玉杯》中，他一则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再则说“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是无所掩饰地宜扬“君权神授”，“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另一方面，其“天人感应说”，又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加以适当的杆促和限制。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这无疑是劝告最高统治者推行“仁政”。倘仁政不施，天将遗告之，督其改过

。如“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足畏恐，其殃咎乃至。”由此可见，“天人感应”学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确立。

董仲舒这套以《春秋》灾异为前提的“天人感应”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可以此证明统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亦可以此证明某个阶段统治的不合理性，双方都可以设法找到符瑞和灾异的证据。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极其荒庙的，而且即使是在董生其时，对这套理论也有信与不信者。据《汉书》本传，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辽东汉祖庙及汉高祖陵慕中的便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认为辽东祖庙之火为当诛不法之诸侯;高园殿之灾当诛不法之大臣。“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播甚罪当重，蟠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但他并没有立刻将这个意见呈上皇帝，结果被主父僵暗中偷走献给武帝。武帝召集诸儒评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文是他老师所作，“以为大愚”，并“下仲舒狱”武帝诏赦之，才免一死。自此之后，“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仲舒创“天人感应”之说，而言灾异又差点送了命，这只能说明，这个理论初创之时，尚未被普遍接受，俏若如后来的深人人心，董仲舒决不会有性命之虞。相反，后汉祖谭则几乎因不言图徽而送命。因为，这时，“天人感应”之说已经发展到徽讳之学的极端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