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快

伯夷、叔齐，清风高节，恪守着崇礼、忠君、爱国、求仁的气节，甘于殉道。他们把自己当作心中之道的祭品，是选择了死亡的傻子，可却把众人趋之若鹜的权力踩在了脚下。

在儒家看来，伯夷是贤人，是圣人，是无上的道德光辉。孔子一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把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进一步神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成为了他们最好的代名词。孟子一句“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突出了伯夷的君子风范，“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以待天下之清的遗世独立中又有着几分对天下的担忧。

在道家看来，“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无论是为了仁义而牺牲的伯夷，还是为了名利而丧生的盗跖，都不过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而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损害罢了，都是一种对“天”、对自然、对身体发肤的不尊重，都不符合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

为什么伯夷被尊为“古之贤人也”“圣之清者也”呢？主要是因为“兄弟让国”的仁义礼让和“不食周粟而死”的爱国守志。伯夷叔齐的老爹孤竹君在遗诏上让次子叔齐做继承人，可叔齐尊奉长幼有序，把国君之位让给了长兄伯夷。可伯夷又重视孝道，死心眼地听他老爹的话。这下好了，他哥俩谁都不想做那个国君，就把国家甩下都跑了。

别人盼都盼不来的东西，他们俩人一个要面子，一个死心眼儿，把捧到眼前的君位都给推了。看起来都是不重名利、不慕权势的圣人，也不知是否考虑过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或者是他们有自知之明，在深思熟虑之下，认为自己没有信心带着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于是手拉手退位让贤，自己有了好名声，国家有了好前途，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关于他们饿死在首阳山这件事，最有力的证据便是那一首《采薇歌》 ：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他们原本打算到西岐投奔西伯昌讨口饭吃，怎料西伯昌已经死了，又看不惯武王伐纣的不仁义，拼死劝谏，差点丢了小命。跟着伐商的武王实在憋屈，他俩就到首阳山隐居。可这山上又有啥吃的，更不要说这兄弟俩人都没有野外求生的本领，也只能掐野豌豆尖儿勉强维生。

到了快饿死的时候，气若游丝，眼冒金星地作了这首《采薇歌》。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笑？两个大男人活生生地把自己给饿死了，可其实他们是被逼死了。

凶手是周武王，也是他们自己。武王为了自己的贤名逼他们两人效力，不管是围山求贤的步步紧逼，还是“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也周之山也，薇也周薇也”的最后一根稻草，都不过是为君者征服天下的手段。伯夷叔齐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忍臣二姓”，用性命保全了自己一身清白，正是他们的“求仁”“有道”逼死了自己啊！

伯夷真的是千古圣人吗？“圣人”这个称呼更多强调了他的神性，而把复杂的人性挤到了一边。可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伯夷的“怨”记了下来，纣王是在他眼里是暴君，武王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个暴臣，那一场打着百姓旗号的起义，不过是一场利益的博弈，仅此而已。可咱们天生是理想化的人，愿意不断放大在现实中寻到的每一个美好的点，直到把美好中的人性给泯灭，而只剩下神性……

唐朝韩愈洋洋洒洒的一篇《伯夷颂》，更是把伯夷夸成了天上有地上无的人物，“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是伯夷，“力行而不惑者”是伯夷，“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亦是伯夷。看看，同日月争辉而胜三分，同五岳争高而胜三分，甚至形象都高大到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下的程度，极尽夸张，极尽推崇。

白居易把伯夷和孔子弟子颜回放在一起来论述，“颜回短命伯夷饿，我今所得亦已多”，一箪食，一瓢饮，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以身殉道，饿死首阳的伯夷，乐天从这两位圣贤身上学到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对待功名利禄，纵然做不到把其看作粪土，也能够以平常心看待，“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知奈何”，活脱脱一个佛系Boy的模样。

宋代文学家舒岳祥直接写了一首名为《伯夷》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对高风亮节的赞颂：

士如圭璋，自然廉隅

一日无耻，不可以居。

上帝降衷，毁败是虞。

迁史作传，爰首饿夫。

身为士自然应该如圭如璋，有棱有角有着风骨气节，懂荣辱，知羞耻，安身立命。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就可见其影响力。“首阳山下饿夫身”，伯夷的棱角来自于他心中的道，什么是“圣之清者”？也就是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不愿让自己沾上一点污秽，如果做一件事情不符合清者的道德，那就绝对不去做！

绝对完美的圣人伯夷不过是经过咱们历朝历代的填补所构筑出来的形象，可纵然伯夷不是那个被神化了的人，他身上的仁的光辉，他心中对道的坚守，仍然足以支撑起在咱们文化体系中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