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跟古时候不一样，古时候君主专制的时代，所有的老百姓，听命於君王，他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违背那就是犯法，犯王法。人不敢越轨，个个懂得守规矩，知道守法，那个时候的教学好教。譬如在清朝的时候，这不单在清朝，民国初年还有，我这个年龄，我还能够记得。民国初年，大概在民国十几、二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小，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我都还能记得。那个时候法律里面有一条，叫「亲权处分」。这一条法律是什么？亲权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有权力处分你。我这个儿子不孝，我请求政府，把我这个儿子杀掉，政府马上就执行，不要审判。你的父母，哪个父母不爱儿女，父母不要你了，你在这个社会还能作人吗？你没有资格作人。所以国家立刻执行命令，叫亲权处分。

好像民国二十年以后，这一条就废止，就没有了。没有了，人就不孝父母，不怕了。从前有这一条，不敢得罪父母，父母告一状，命就没有了，他怎么不怕！现在没有这一条，这个儿子就不孝，胡作妄为。过去李老师谈到这个事情，教学时谈到这个事情，很感叹！他问我，我说我还有这个印象，民国初年，确确实实有这么一条法律。这是专制时代可以，民主时代就不行了。民主，你看许多国家，犯重罪都没有死刑，所以人民犯罪，作奸犯科，他不怕。我这次在澳洲，澳洲的法律就没有死刑，虽然是讲慈悲，「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对社会大众带来许多的苦难。现在要护法，父母不能护你，你不听；老师也不能护你了，你也不会听，阳奉阴违。所以今天，一个好老师要找个学生，到哪里去找？找遍天下也找不到一个。

我自己求学，我跟方老师、跟章嘉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不容易，他们能够以真诚的心、慈悲心来教导我。我凭什么？你说我学历，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初中毕业，没念什么书，抗战期间都是逃难。遇到这些都是当代豪杰，大智慧、大德之人。他凭什么教我？那么样的爱护我、关怀我。我没有别的能力，我对老师真诚，我听话，就这么两个条件，他就选中了。三个老师教我的态度几乎都一样，特别拨出时间单独教我。不准我到学校去听课，我到学校听课，那方先生不是省很多事情，何必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单独教我一个人。到以后我就非常、非常感激他，他护法，他保护我，怕我在学校里面，认识很多老师，认识很多同学，听了许许多多拉拉杂杂的那些学说，就把头脑搞乱了，就搞复杂了，他就没法子教了，所以他不准我接近这些教授们、不准我认识这些同学，一个人教。

我接触佛法，遇到章嘉大师也如此，章嘉大师也是教我一个，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在他小客厅里面，也是一对一，三年如一日，我的佛法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以后亲近李炳南老居士，那就更严格了。除了他讲经说法之外，任何人讲经说法不准听。看佛经、看其他的文字，不经过他同意，不可以看。不仅是如此，过去我跟方先生学的哲学，跟章嘉大师三年学的佛学，他说：「我一概不承认，你入我的门，从头学起。」限制我五年，决定要遵守。我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老实、听话，我就认真学五年。实在讲，我守他的这个方法，半年就得利益，自己就很深的感触，妄念少了。你什么都不能听，什么都不能看，妄念少了。妄念少了之后，智慧就增长，也就是比过去聪明，听东西听得明白，听得深刻；看东西跟从前看法，也都不一样，有一点小智慧。非常感激李老师，他要求我五年，我增加一倍，我守他十年。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前十年完全循照规矩，后十年的时候，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人家问：你智慧从哪里来的？根基扎得好。你没有这个根底，怎么行？老师善护。真正遇到了贤护，他保护我，我自己肯遵守

这么多年来，我在国际上弘法，非常辛苦，一个人，没有一个助手。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我都会到台中去看老师；每一次去看他，我都会提醒他：「老师多栽培几个学生，我们在外面弘法有帮手。」老师都点头：「是啊！是重要。」我大概讲了总有十来遍，最后老师告诉我：「你替我找学生去。」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回了之后，我以后再不敢讲了，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学生，我晓得，找到像我这样老实听话，百分之百服从的，找不到。以后再不谈了，真的找不到，我到哪里去找！

以后在美国华盛顿DC，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真正是遇到了知音。他老人家一生弘扬这部经，我也是弘扬这部经，这一见面就无量的欢喜，真是一见如故。我们讨论夏老这个会集的艰难，弘传的艰辛。我把这个经在台湾这段历史，告诉黄念老。黄念老就劝勉我，净宗学会是夏莲公提倡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建立，他希望我在外国，发起净宗学会。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是黄念祖老居士提倡，劝导我的，我们在海外有这个缘，到处成立净宗学会，他非常欢喜。所以这个护法真正不容易。

大乘无量寿经 （第三集） 1998/4/11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档名：02-3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