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视角下的四大名山信仰
发布时间：2024-01-24 01:23:32作者：金刚经福音网作者：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景天星
佛教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传承两千年左右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指的是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应化道场；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应化道场；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应化道场。在四大菩萨信仰基础上形成的四大名山信仰，不论是从历史演变来看，还是从理论结构、社会影响来看，都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特色，在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历史演变来看，作为整体的“四大名山”是在长时段的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南北朝时期，五台山已经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唐初，五台山就已出现了第一部志书《古清凉传》。唐代还最终将《华严经》中的“清凉山”指认为山西五台山，五台山遂成为华严道场、文殊道场。此后不久，因为《华严经》尊崇文殊和普贤的原因，作为文殊道场的五台山便和作为普贤道场的峨眉山开始融合，如唐代的华严大师澄观法师“大历十一年（776）誓游五台，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直到宋代，依然将五台、峨眉“两山”并称为“名山”，并受到皇帝的关注。不过，宋代也有将庐山、天台山与峨眉、五台并称的。而在元代的时候，与五台、峨眉并称的又是河南的伏牛山、少室山。相比之下，从唐代到明末，三大名山的出现似乎更为频繁，只是唐宋时期并非特指。明末，三大名山开始有了“特指”，普陀山开始与峨眉山、五台山并称，协同发展。明谢廷谅撰《三大士殿》曰：“普贤肇峨眉，示迹惟西方。文殊现五台，台殿俱清凉。猗与观世音，普陀实吾乡。胡为三大士，鼎足偕兹堂。”其中明确指出“三大士”及其居住道场，即普贤肇峨眉、文殊现五台、观世音在普陀。九华山最晚进入四大名山体系。明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四大名山”。从清初开始，四大名山开始趋于稳定。此后，晚清乾陀所校定的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中，四大名山进入叩钟偈。民国时期，印光大师修订了《四大名山志》。可见，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中国化的过程。
从理论结构来看，四大名山支撑了菩萨信仰所表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理论体系。四大名山中，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表征大智，峨眉山的普贤菩萨表征大行，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表征大悲，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表征大愿。关于这四大理念，在为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提交的论文中，肖黎民先生认为：“大乘佛教的内在精神由四个方面构成，即：悲、智、愿、行。四者共同形成了完整一体的佛的精神。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无愿不成悲，无悲不为智，无智难以行。这里，‘愿’即发菩提心，这是成就佛菩萨的首要环节；‘悲’即慈悲，拔众生苦为悲，与众生乐为慈，最后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佛家的根本精神；‘智’即般若，这是成就佛菩萨的关键所在；‘行’可通俗地解释为将愿、悲、智付诸于普度众生的具体实践，这是佛教精神全部的落脚点。这四者其实不能分开，它们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关系。所有的佛、菩萨都体现了这四种精神，所谓菩萨‘四德’，指的就是这四个方面。”悲、智、愿、行这四大理念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精神，是“自度度人、自利利他”精神的高度凝练。
从社会影响来看，四大名山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佛教深入民间社会的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四大名山信仰已成为明清以后佛教信仰中国化的重要代表。日本学者中村元认为，以公元10世纪的晚唐、五代为节点，此前的一千年为中国佛教前期；此后直至20世纪晚清时期的一千年为后期，他认为中国佛教的后期，大致是宋元明清时期，为渐次衰落的一千年。但李四龙教授认为，北宋以后虽然佛教义学发展缓慢，但民俗佛教却蓬勃发展，在此一千年，“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血肉相连”，这一千年不应当以“衰落”来形容，“因为这才是真正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生活世界的一千年佛教史”。在宋元明清这一千年，佛教成为真正影响或组成民间信仰以及民间社会生活的一股力量，以至于人们“日用而不知”。佛教深入民间社会，影响民俗生活，主要表现为朝山进香、许愿还愿、吃素念佛等，与此同时，具有佛教色彩的民俗节日也开始盛行，经忏法会也日益流行。这些活动都需要具有较大空间的场所，四大名山信仰应运而生，迅速崛起，成为民俗佛教的重要载体。在空间分布上，四大名山分布于中国北方、西方、东方以及东南方，是民俗佛教在各地区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代表。如果脱离开四大名山信仰来谈明清佛教，那么明清佛教是不完整的，因为这是明清时期民俗佛教的重要代表，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所说，“‘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四大名山’的信仰形态，是民众信仰方式的表现，是善男信女表达宗教感情的朝拜地，是佛教文化的最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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