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弥勒信仰，自两晋初传中土，到南北朝时期的繁荣，再到隋朝的由盛转衰，中唐以后逐渐式微。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隋王朝短暂的几十年是最重要的转折期：既是前面盛行期的延续，又是新的衰落的开始。本文试图通过对隋朝弥勒信仰的研究，考察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以及隋朝弥勒信仰由盛转衰的原因。

　　一、弥勒信仰的兴起及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

　　弥勒信仰起源于印度，早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弥勒将于未来成佛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后二百年间，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弥勒崇拜便在印度迅速发展起来。近代考古学家在印度古代着名的佛教艺术中心犍陀罗，出土了公元二世纪后期的弥勒像，由此可以推定，印度的弥勒信仰，于公元二世纪至三世纪，已经颇为流行了。

　　中国的弥勒信仰，始于晋代有关弥勒经的传译。最早将弥勒经典传入中土的，当是西晋的竺法护。法护的祖先是月支人，世居敦煌郡。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译出的《弥勒下生经》（亦名《弥勒当来下生经》或《弥勒成佛经》）一卷，同时，还译有《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一卷。

　　五世纪初叶，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译出《弥勒成佛经》一卷，还译有《弥勒下生成佛经》一卷。南朝宋初，又有北凉沮渠京声所译《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行世。其中，《弥勒下生经》、《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上生经》被称为“弥勒三部经”。这些弥勒经典的传译，无疑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随着弥勒经典的译出和广泛传播，弥勒信仰在上层社会乃至民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先于阿弥陀佛和和观世音菩萨的信奉对象。到南北朝时期，弥勒信仰逐步走向鼎盛。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期的盛行，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弥勒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除了上面提到的经典之外，两晋南北朝还有很多关于弥勒的经典在社会上流传，还有数目众多的所谓伪经和摘抄本。此外，随着弥勒信仰的普及，还出现了一些称赞弥勒的文学作品，如支道林的《弥勒赞》、南朝宋明帝的《龙华誓愿文》等，用文学的语言，赞美弥勒上生兜率净土和下生成佛。如此众多的弥勒经典及有关弥勒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足以说明弥勒信仰在当时的盛行情况。

　　2、高僧大德发愿往生兜率净土者众多。东晋以来，倡导往生弥勒兜率净土信仰的着名人士，有东晋名僧道安及其弟子昙戒等八人，有五世纪着名的西行求法者法显，有南朝宋初的比丘尼玄藻、光静、梁比丘尼净秀等，有北魏北齐的沙门统法上、北齐昙衍，还有天台二祖南岳慧思等。这些高僧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常诵弥勒名字，发愿往生，而且带到和影响着弟子辈及广大信众对弥勒的信仰。

　　3、弥勒造像甚为普遍。造像是佛教信仰方式的一种，比较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佛教徒所造佛像的种类及造像数量的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彼地民间佛教信仰的状况。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弥勒造像十分普遍，敦煌、云冈、龙门等地均有数量众多的弥勒造像。表现在形态上，既有交脚弥勒像（弥勒菩萨像），又有类似释迦牟尼佛像的弥勒佛像（弥勒下生成佛像）

　　据《金石萃编》卷二十六—三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二—二十三所载，北朝时的造像数目，略如下数：（1）释迦佛像59躯；（2）弥勒佛像48躯；（3）观世音菩萨像31躯；（4）阿弥陀佛像16躯；（5）定光佛像4躯；（6）卢舍那佛像3躯；（7）文殊菩萨像2躯；（8）阿□佛像1躯；（9）大空王佛像1躯。又据塚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供造佛像206尊，其中有释迦像43尊，弥勒想35尊，观世音像19尊，无量寿像（或阿弥陀佛像）10尊。

　　另外，日本佐腾智永《北朝造像铭考》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像的类别数字，其中，有关释迦、弥勒、阿弥陀（无量寿）及观世音四尊像有纪年的数字如下：北魏：释迦103尊，弥勒111尊，阿弥陀（无量寿）15尊，观世音64尊。东魏和北齐：释迦46尊，弥勒36尊，阿弥陀（无量寿）17尊，观世音94尊。西魏和北周：释迦29尊，弥勒3尊，阿弥陀（无量寿）1尊，观世音13尊。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北魏时时的佛教造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远远超过阿弥陀和观世音，而观世音造像则在北魏分裂后急剧增加。

　　由上可知，南北朝时北方的民间佛教，仍以本师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弥勒佛（或菩萨）则成为仅次于释迦牟尼而先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的民间崇拜对象。

　　二、隋朝的弥勒信仰

　　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隋王朝仅仅经过了三十七个年头。然而，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中，隋代的佛教却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奠定了佛教在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中国佛教由是补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繁荣昌盛期。

　　隋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在物化层面，包括度僧、建寺、建塔、、造像、写经等；在佛教义学上，主要表现为南北学风的综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在佛教的传播方面，表现为佛教在民间的深入，佛教组织义邑、法社的发展，斋会的兴盛，以及佛教从中国向邻国的传播，中国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逐步确立。

　　伴随着隋代佛教的全面发展，隋朝的弥勒信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若从弥勒信仰兴衰史的角度观之，隋朝的弥勒信仰，既是北朝盛行期的延续，又是新的衰落的开始。下面从几个方面简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

　　1、弥勒经典的传播。

　　弥勒类经典在隋朝继续流传，除上述经典外，从两晋至隋唐，各种经记录所记载的有关弥勒的经典还有很多。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三、卷四失译经录中还载有：《弥勒经》一卷、《弥勒当来生经》一卷、《弥勒下生经》一卷、《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一卷（抄）、《弥勒为女身经》一卷，卷四还载有未见经文者，如《弥勒受决经》一卷、《弥勒作佛时经》一卷、《弥勒难经》一卷、《弥勒须河经》一卷。同书卷五伪经录中载有《弥勒下教经》一卷。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亦载有此类伪经：《弥勒成佛本起经》十七卷、《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弥勒成佛伏魔经》一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别录中《伪妄乱真录》所载的更多：《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一卷、《弥勒下说呢感救度苦厄经》一卷、《弥勒勇意菩萨将僧忍见弥勒并示地狱经》一卷、《弥勒下生甄别罪福经》一卷等。这些经典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所谓伪经，宣传弥勒下生成佛，普度众生。如此多的伪经的出现，足以说明弥勒信仰的普及与盛行。

　　2、隋代僧侣的弥勒信仰事例。

　　隋代僧侣持弥勒信仰者，不乏其人。

　　北齐高僧法上（495—580）。精研地论、涅槃，隋许多学僧如净影慧远等都是他的弟子。法上卒于北周大象二年（580）七月，即隋朝建立的前一年。《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事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觐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

　　北齐昙衍，地论南派慧光的弟子，《续高僧传》卷八《昙衍传》曰：“以开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于时正中，傍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

　　《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干传》记载了灵干“遇疾闷绝”后，在兜率陀天遇见慧远之事。文曰：“至（开皇）十七年（597）遇疾闷绝，唯心不冷，未感藏殡。后醒述云：‘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俯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木；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干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词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可谓干曰：汝与我诸弟子后皆生此矣。’因而觉悟，重增故业，端然观行，绝交人物。”大业八年（612）正月灵干去世，春秋七十有八。传中还记载了灵干曾造弥勒天宫观及莲华藏世界海观等。其文曰：“初干志奉华严，常依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至于疾甚，目晴上视，不与人对，久之乃垂顾如常日。沙门童真问疾，因见是相，干谓真曰：‘向见青衣童子二人来召，相随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宫。若翘足举望，则见城中宝树花盖；若平里则无所见也。’旁侍疾者曰：‘向举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愿矣。’干曰：‘天乐非久，终坠轮回，莲华藏世界是所图也。’”从上面对话可知，童真对兜率净土亦甚向往，而灵干本人却好象更愿往生莲华世界。

　　《续高僧传》卷十《智琳传》载：隋大业九年（613）五月初，“有清信士刘正勤，请讲弥勒。”

　　同书卷二《彦琮传》载：彦琮卒于大业六年（610）七月二十四日，“初大渐之晨，形□神爽，问弟子曰：‘斋时至未？’对曰：‘未也。’还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回身引颈向门视日（曰）：‘斋时已至，吾其终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弥勒图像，合掌谛观，开目闭目乃经三四，如入禅定，奄尔而终。”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五《慧日道场僧惠云墓铭》载：“开皇十四年（594）……（惠云）端坐正色，称弥勒佛名，愿生兜率天上，舍于内侍者。”

　　史籍中所载隋代僧侣信奉弥勒的事迹还有很多，在洗不一一列举。从上面所引僧传的记载可以看出，隋代僧侣信仰弥勒的形式，还是以上生信仰为主，具体表现为供奉弥勒画像，临终称念弥勒名号，发愿往生兜率天宫。

　　3、民间的弥勒信仰

　　隋代民间的弥勒信仰，以下生信仰为主，突出地表现在利用弥勒诸经中有关“弥勒即将出世”的预言，并以此为号召，发动暴力反叛。

　　早在北魏末年，就有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九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同年九月被镇压。第二年，大乘余众又突袭瀛州城，冲进州衙，很快又被镇压。

　　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就有三次。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

　　大业九年（613），又有唐县（今河北唐县略北）人宋子贤，善为幻术，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众，日数百千人。时炀帝正在高阳（故属瀛州），宋子贤欲举兵袭击乘舆。事情泄露，宋被擒杀，被连坐者一千多家。稍后，还有扶风向海明，也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造反，聚众数万，建元称帝。

　　数年之间发生多起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反映了弥勒下生信仰在隋唐的民众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而连续不断的弥勒教派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引起了统治者不安和警惕。后来弥勒教派屡造禁止，弥勒信仰逐渐走向衰落。

　　4、隋朝的弥勒造像

　　造像是北方佛教的传统，隋王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发展。据《辩正论》卷三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炀帝一代，共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一千躯。可惜的是，由于史无记载，我们无从得知所造佛像的种类。据《金石萃编》卷三十八—四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四—二十八所载，隋朝时的造像数目，约如下数：（1）阿弥陀佛像13躯体；（2）弥勒佛像9躯；（3）观世音菩萨像9躯；（4）释迦佛像3躯。此二书所列的数目虽然极不完整，同数以万计的隋代造像相比，甚至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但从中也反映了隋代造像种类的明显变化，阿弥陀佛像已经位居第一，超过了弥勒和释迦。

　　这种变化在唐朝更加明显。以龙门的造像为例，自“北朝后期至隋，龙们造像衰歇。唐初复兴，所造尊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公元620年起至710年，释迦像加优填王一共十八尊，弥勒更减至十二尊，而阿弥陀达一百二十多尊，观世音亦达四十五尊，都大大超过了释迦和弥勒”。

　　可以看出，从南北朝后期至隋，民间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弥勒崇拜已从先前的远居弥陀之上，变为位于其下，而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崇拜则迅猛发展，成为民间佛教徒的主要崇拜对象。

　　三、隋朝弥勒信仰衰落的原因从前述隋朝弥勒信仰的状况可知，有隋一代，弥勒信仰延续着前期的昌盛，保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衰落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相对于日益普及的弥陀信仰而言，更是如此。下面将对弥勒信仰由盛而衰的原因作一简略剖析。

　　1、假借弥勒旗号的暴力反叛，引发了统治这对弥勒信仰的警觉和禁止，是导致弥勒信仰衰落的主要原因。

　　根据弥勒经典记载，弥勒下生成佛，是五十七亿多年之后的事，那时，人们的寿命已达到八万四千岁，富足安乐，远离刀兵水火之灾。而弥勒下生成佛，主化娑婆世界，目的是度化释迦未度之众生，将此世界化为清净佛土。这些内容本来与起义、反叛没什么关系，但受尽苦难的人们，由于对现实社会的极度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迫切期望，遂假借弥勒出世的名义，作为其试图改变现实社会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弥勒下生信仰的曲解。但这种曲解客观上确实为人们提供了改变苦难现状、追求太平盛世的理论武器，也导致了弥勒信仰的式威。

　　隋王朝对参加反叛的弥勒信众残酷镇压，诛连甚广。隋末唐初，虽未见有明文禁止弥勒教派，但可以推想，弥勒信仰必然受到限制。《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昙选传》记录了唐初僧人昙选告诫徒众结聚作道场所说的一番话：“自佛法东流矫诈非少。前代大乘之贼，近时弥勒之妖，诖误无识，其徒不一，闻尔结众，恐坏吾法。”话中表达了对被误认为“大乘之贼”与“弥勒之妖”的担心和恐惧，说明唐初统治者对弥勒教派应是严厉禁止的。及至唐玄宗三年（715），颁发了《禁断妖讹等敕》，明令禁止“白发长衣，假托弥勒下生”等活动。

　　2、弥勒净土信仰兴盛，与此相应，出现了许多“赞扬弥陀，贬抑弥勒”的言论，这是弥勒信仰衰落的又一原因。

　　阿弥陀净土信仰早在汉魏之际就已传入中国内地，到南北朝后期，由于昙鸾的大力提倡而影响剧增。弥陀净土学说因其简单易行，而更容易为广大信众所接受。入隋之后，又得到智□、到绰等的弘扬。道绰在其《安乐集》中从多方面比较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优劣，盛赞弥陀净土之优，贬抑弥勒净土为劣；智□《净土十疑论》中也有“扬弥陀，抑弥勒”的说法。这些言论有的固然有宗派贬斥异己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同时又对民间信众的信仰取向产生影响。这样，弥勒信仰逐渐衰落，而弥陀信仰则迅速普及，流行日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