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正是慎终追远之时。人类对生死这个终极哲学的思辨，一直从未停止。窥探古人的足迹，可以得到一些教益。为悼念夫人王弗，苏轼曾在夫人去世十年时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思念长了脚，跟着逝者一起西行得越远，在世者越难舍离：我生君死，君死我思，我思君不知，君不知我悲，一念执著，生死缱绻。有时，苏东坡会拿出佛教的思考，渐次顿悟开明，放下执妄，但终究，证道之路不是这么容易。兜兜转转，在生死轮回里流转，未能彻底跳脱。

其实，苏东坡并不是那么矫情。素来以旷达与潇洒著称的他，一贯拥有的对于死亡的达观以及对于自己人格的坚信，使得他的死显得潇洒至极。

公元1101年，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听觉衰微。家人按照风俗，将一团新棉花放在他的鼻底，好判断他是否还有呼吸。佛友维琳在他耳边说：现在，不要忘记有来生！苏轼轻声语：来生或许有，但空想前往，着不得力，又有何用？另一位友人在旁说道：最好还是作如是想。苏轼答：勉强想就不对了。语毕而溘然长逝

他的弟弟苏辙在给他写墓志铭时说：“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前面一句当指哥哥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万古长传的精神；后一句当是对哥哥生死齐一的理解概括。

“生死齐一”的源头要追溯到大宗师庄子那里。他在《齐物论》中不胜感慨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仞相靡，其行进如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庄子看到了生命一旦形成就飞速走向消亡，更为令人悲伤的是：即便短暂，其间却充满了烦心与疲惫形体的琐事，诚然不可不谓“大哀”。

那该怎么办？庄子用自然与安时处顺来应对。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并说人的生与死：“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之县解。”所以在妻子死后他鼓盆而歌，因为妻子是顺应自然委身自然而已，是不应该悲伤的。

苏轼也如庄子那样，当他再一次被政敌迫害、远渡儋州之时，他有这么一段文字：“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其面对死亡如此从容，除了对于那些政敌中屑小之徒的轻蔑之外，与庄子的不同正在于他旷达背后的对人生的浓浓情意。

种种情谊，灌溉着苏东坡的人生稻田。虽然“死”的旷达与庄子雷同，但他的“生”却充满了情趣，从而生机盎然、仪态万方。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对亲情、友情、爱情如此执迷不悟。他喜喝酒，但酒量不高，饮少辄醉，最喜欢看到别人喝得高兴，别人高兴他就高兴；他看下棋，但棋艺不高，胜亦可喜，败亦可喜；他坐于临皋亭下，观白云左绕、清江右徊，林峦岔入，有所思而无所思。

正如他在《自题画像》所说：“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庄子《齐物论》说：“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此处的“灰”不是真正的“死灰”，而是不为外物所累的一种状态，此处的心与身都是活泼的、灵动的，只是此种活泼与灵动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智慧的、不受外物所侵扰的。看来苏轼把他的生命都艺术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