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佛教本质上不是宗教,是人类心灵的升华和超越。佛是觉的意思,觉悟人生的本体,觉悟宇宙,洞察一切法界的本源规律。禅是一种思考,是思维修,禅文化是一种表现,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佛教最初是来自于东汉时期,洛阳白马驮经,即公元1世纪起,中国产生了第一个朝廷译经道场――白马寺,佛经的传入代表印度佛教应请来到了中国。初来的佛教经典教经是比较原始的佛精神,即与当初佛陀所提倡的精神比较接近,但是经过中国东土文化的影响,历经几百年的佛教思想的输入接纳、消化和吸收,扎下了深根后的佛教已逐渐走向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道三足鼎立。到六、七世纪,随着唐玄奘大师在印度举办无遮大会上,辩论获胜,并把他在印度各国学习到的佛教思想及佛经带回大唐,回国后专志于译大乘经典为标志,使世界大乘佛教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中土,并在中国文化圈内广大地域扩散和传播,使中国大乘佛教于隋唐臻于全盛。当时八宗竞秀,高僧百出如林。所谓八宗竞秀指的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的八大宗派,即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他们对佛教理论各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教理、教义,争奇斗妍,各擅胜场。它们向中国社会和文化深层渗透和影响,促使了宋明儒学和宋元新道教的孕生,并使释、儒、道三家之宗理有所互相吸收和影响。
在八宗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它不单提倡“教外别传”,更以超驾诸宗的姿态,用顿悟、明心见性的“直指人心,见忭成佛”的口号浓缩了佛教浩瀚经论的汪洋大海,带着浓厚的华夏文化气息,崛于大唐盛世,承担了中国朝野上下的终极关怀,风靡天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形成了“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忙”的昌盛局面,它不单渗透了佛教各宗,而且点化了整个中国文化,并承担和推动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使命。在这种禅机和文化的影响下,使新儒学在吸取了它的营养并走红后,禅宗才日渐衰迈。故唐末五代所盛开的禅门“一花五叶”中沩仰宗先绝,法眼步其后继失传,云门宗在北宋兴盛百年后也于宋元间衰绝,只剩余临济、曹洞二宗支撑门面。曹洞又兴传于扶桑,并在明清逐渐在中原地带衰落下来。
特别是唐代高僧辈出之时,禅门中棒喝的巨匠随着时间的转移而难于承担心传心法,后于北宋雪窦重显禅师撰《雪窦颂古》解释古人参禅的公案,开文字禅之后,形成了文字禅风,即口头禅,即言多证少之风气,使禅宗直指人心的教法更走向衰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慧宗杲等大宗师,虽然提倡默照禅和看话禅,意在拨正禅宗这种口头禅的风气,但到了元代,朝廷尊崇藏佛教而使禅宗更加冷落,明朝法眼宗永明延寿,包括憨山大师等明代四大高僧都提倡禅净双修,使禅宗在汉地更加日渐衰败。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以云南地域和浙江天童为中心的禅宗源地。在云南这一方,又以大姚妙峰山、祥云水目山、宾川鸡足山为传布中心。
在谈到禅宗时,再回过头来看到禅宗如何能在中国文化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少不了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惠能大师。其实在达摩祖师未把禅门的心印心法传入中土时,我国已有禅的存在,大都处于渐修阶段,当然也出现过顿悟的高僧,如道生大师,在《涅槃经》未传入中国时,就阐发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道理,而招来异议,从而出现了“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但作为禅宗从佛陀“拈花一笑”的如来禅传承来讲,也只有达摩祖师东渡中土传法于慧可大师后,才在中国出现了禅宗顿悟心印的祖师禅传承,这才有在禅宗中的如来禅与祖师禅之说。六祖惠能大师的出现,禅宗更深人民间化,出世与世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更能从世间中体现出世的精神,在出世中表现出入世的态度。惠能大师是一个不识字的行者高僧,在得到弘忍大师的传承和印证明后,更加从自性中流露出真理直阐出来,在《坛经》中所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的真理,更加直阐和弘传佛的心法,故在佛教史上评价惠能大师为东土直阐佛陀心法之第一人。受到惠能大师的影响,神会大师把禅法深人民间并借用朝廷的帮助迅速发展,中国文化与禅的思想更加结合和融化为一体,面目一新。
在唐代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未出世以前,中国禅宗都是以静坐修定为主,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的次弟修法,所产生的禅定名思维修,这一时期名渐悟,即通过长期苦修禅定,累积功德和对心性的层层剖开与体验,最后达到明心见性。其中产生的意趣,非局外人所能够体味其禅悦的三昧喜乐的。在六祖大师之后,更多的是提倡思维上的修正,提倡禅不在坐,禅即在坐,也不在乎坐所产生的思维修,直指人心,悟见本悟,即南宗的顿悟,此也在于悟后渐修。悟后在于历境练心,在人世经历人事境的磨炼时,才可以使自悟的心性更加坚定、明朗、自在。这是一个从出世到人世过程。当禅宗发展到这个阶段时,即心即佛、即心是佛、即心作佛的境界,那么坐也禅、立也禅、行也禅、睡也禅,时时处处均是禅,人世历境也只是一禅境而已。故禅的实质是以特殊的视角观察世界,透视人间,从而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在精神上的大逍遥,生活中的大机趣,使心性活泼、自在、透明澄澈。禅宗从此走出一种传统的固定的思维模式,而开发自我、寻找自我、尊重自我、唤起自我的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达到自我的大施放,超然物外,形成了具有独特的中国禅。故禅只在于打破执著,包括我执和法执,使心默然无对,达到心境两忘的超越境界。
《坛经》中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此众生、佛皆以心性显现而已;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的主体;人的本性、自性清静、空寂,是超越于现象界中,但它的活动又可变为种种不同事物,一切事物的出现,都不能离自性,就像万物在虚空中一样。人的自性本来虚空一无所有,即名真空,它并不是死寂,而是能“思量”的,一切事物皆有“思量”,一切事物的变幻又可以在心性上观照,这就是真空妙有的道理。思量或观照的这些活动,一过不留,对自己的自性毫无影响时,那么自性就常处清净状态。这也就是《坛经》中讲“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墨覆。自性不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见”,故禅宗指出一宗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就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法门。
佛教讲,我们从无量劫积累下的习气,无论是善、恶的习气称为无始无明,在当下的一念思量称为一念无明。人就是被缠缚在一念无明所引发无始无明的无量缠缚,而产生烦恼。在这里,禅教导我们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于境不生心,这就是无相。念是心的作用,心所对的境(境包括外境和内境)人的念随境而生时,就会逐境而生,被境所转,流浪烦恼,反之,心可转境,对境不住时,即无念,当然也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当对任何事物都不想时,那叫木头人、植物人。
不执著对外境的贪执,能回光返照自性清净,此种状态名无相,在前念、今念、后念都是相续不断的,也亦念念相续的一念无明,如果停留在某外境或内思时,就不能念念不住于境而是念念有住了,这种心被系缚的状态,就不能称为无住,反之,即为无住。
因此无相、无住、无念均是一心的作用,迷与悟均在一念之间,故成佛悟道均靠顿悟,因此禅宗讲,一念佛在眼前,一念我在魔道,即此理也。这就是中国禅、祖师禅。故中国禅宗是追求一瞬间的永恒的神秘境界的内在超越、超越自我而成佛。它把人引回现实生活中实现超越现实的目的,表现出“世间法即佛法”的精神,禅宗强调靠自力,即自性觉悟,它打破一切外在的束缚和执著,达到自性的自在,这就是我们中国禅的根本思想和修持。
佛的宗旨在治心,道在修身,儒在治世。禅提倡的治心、修心、明心、练心,历境精神境界。在这种过程中,禅宗不单提倡勇猛出世的精神,更加提倡积极人世的态度,这种修心治世的态度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禅认为只有人世才能历境练心,才能普渡众生,在这种情况下,禅宗的高僧们不断地使禅的思想融人儒家文化,从中国儒家文化中体现了禅思想的超越和无拘,这种无形中形成的禅文化,使这种文化思想更加深入于士大夫群中,得到认可和接纳,才使禅宗在广传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和兴盛于世。同样作为儒家文化,这些思想的治世态度中,也在寻求一种更超越于缠绕心灵的精神时,禅思想和文化的结合无形是最佳的良药,使儒的治世态度中产生空虚的精神需求得到补充,使释、儒二家的思想和文化在互相吸收和利用。彼此不分地同步在中原发展,在北宋时期以至明朱熹为代表的一代宗师,就是吸收了禅思想和文化才形成了新儒派,更多应用的是禅文化。.
艺术具有哲学和科学的双重性的文化,文化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从原始艺术与原始宗教信仰如图腾的崇拜、巫术礼仪,一直到现代艺术与现代宗教,这是一种不可解割的关系,宗教构成艺术的动力和内容,并渗透融人文化艺术的审美层面之中,文化艺术又构成了宗教的表现形式,成为宗教信仰与情感的载体,文化艺术与宗教的融合,在外在和内在都互相作用,形成了宗教艺术。文化艺术宗教化,宗教文化艺术化,二者不可分割,现代艺术也与现代宗教意识、理念相融合,并借助文化艺术表达宗教观念,或宗教意识通过文化艺术加于表现,在文化艺术心理根源上相通和关联,它们都是精神文化,是人的精神生活、是对现实功利的超越,两者都有净化心灵的功能,宗教借助如书画、雕塑、音乐、诗词等文化艺术来宣传宗教的信条、仪式,并信仰、体验、甚至进入宗教境界。宗教的精神与艺术的精神互相映衬,情感体验与宗教的交融,构成一个统一融合的境界。任何宗教的思想都与文化艺术在某种领域.匕互相渗透和融合,包括禅的思想,融人传统文化中形成了禅文化,是佛文化中的一种文化构成。这就是我们从宗教文化谈到禅文化、禅艺术来。
禅作为好几十个世纪的漫长时期构成的精神世界,植根于深远而具有丰富的中华文化,也融入了同样深远与丰富的印度文化,使它博大精深、蕴涵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宗教智慧与人生智慧,洋溢着东方文化特有的风范情致和魅力。
禅最初以如来禅的方式传入,提倡静坐,是达摩祖师传进来的,又经过三祖道信、四祖弘忍大师的运用,深入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农民禅,提倡历境练心,经过六祖的发展,神会大师的推动,融人士大夫层中,经过五代,北宋的禅,写了大量文学记录,《灯录》、《语录》等文字,占了主导地位,逐渐变成了文人禅、参话禅,与士大夫合流,并且逐渐使禅文化融人华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特有的禅文化,并与儒学思想和行为也结合起来。
在佛文化中又以禅文化为主导,以禅人文、人诗、入画,以书画写禅,以文表禅,形成了文禅相合的局势,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士大夫们均以禅心为主的表现在佛文化,无论文字、诗词、书画均品为逸品、禅品,成为文化艺术上的衡量作品水平和档次的尺绳。虽然如此,能真正领悟禅文化的人没几个,作为禅文化的领悟和认识,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道德涵养,对禅有很高的悟性和修证,尚有对出世和人世的精神上的认识和窥破,才能洞察人生和宇宙的真谛,建立一个内在的自我超越,才能以境人文化艺术。
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文化艺术品,成为佛文化艺术,它们或多或少体现着佛性、闪烁着般若之光、凝结着佛门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
在禅文化艺术中,禅是艺术的最高的表现,是艺术家心灵完全的剖露,是艺术道德的体现,是文化艺术上灵感的自流的写照。故作为一个深宏博大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禅宗的精神不可无,禅宗为此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自六朝后,中土的诗人与名僧常交游,互酬唱,导致了互相吸收和补充的气氛。使中国诗界出现了诗僧及禅诗,如僧人中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苍雪、担当等,文人中有李白、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等。
这是唐宋后的禅风形成了文字禅和看活禅,二者互相渗透,禅风与诗风相互影响,从方法和内容看,主要是禅对诗的渗透和影响,从形式上说则是禅受诗的影响大。
诗僧的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平安质朴,自然洒脱,意境幽深,故这禅诗风对后来的大文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在李唐一代、佛教兴隆,五代两宋、禅宗流行,文人诗客均学佛参禅,把自己所学的佛理,禅趣融人诗文之在唐宋诗坛上出现了“以禅人诗”、“以禅喻诗”的风气。在这类禅诗中,造语精妙,韵味无穷,超然物外。诗使禅客谈禅多样化,而且文采飞扬,禅的方法使诗别开生面,另具境界。
禅的无意识,书、画,艺术家必须进入物体之内,从里面去感觉它,把自己与对象融为一体,以自身之无意识唤醒对象,进而合一,这种重新创作的源泉乃禅的无意识,即心物合一,融禅心于书画中。这个融合,成为禅书、禅画,中国古代书画苑中一朵奇葩,它的特点不仅写实,尤其传神,重妙悟,重心物合一境界,产生的空灵境界,超然象外。这种状态不是外境外物的机械摹写,是一种注入艺术家主体精神和主观感受的作品,更能反映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反映艺术家自身。这种注重反映主观精神,反映自我的画风,是文人画艺术家明心见性修养的体现。它不循规格,直舒胸怀的画风,是受到禅南宗不拘形式,注重心性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书画史上,最初大家只是把佛教体裁当作绘画的内容去画,因为在魏晋时,寺院提供画家创作的空间,使画家的能随意发挥,西域画风随佛教文化艺术的进入和汉化接纳,佛教画题材盛行朝野,出现了三国曹不兴、卫协,晋朝顾恺之、陆探徽、张僧鲧,隋唐吴道子、王维、尉迟乙僧,宋朝武宗元、高益、王拙、苏东坡、李公麟、米芾、黄庭坚,元代刘贯道、颜辉,明代唐寅、丁云鹏、陈洪绶,清代石涛、虚谷、金农、渐江、八大山人等人。
曹不兴是最早接受西域佛画影响的画家,被称为“吾国佛画之始祖”。南北朝的敦煌壁画在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积极吸收西域佛教画技,唐代后已走向世俗化、民族化,把想象与现实生活结合。在唐时吴道子被称为“百代画圣”,他融化和结合了外来佛像的画风影响,确立了中国人物画新的民族风格,具有“吴带当风”的神采。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画家不传之秘,形家的捕捉源来于此。绘画技法则包括笔法,墨法的创造也源于此。用心源去师造化,最后技进手道,融结于自然,是为无法――有法――无法的三段论,某一个画家成长过程如此。心灵为造化所激荡并占之相府,发为文章、为诗,如形家便为画等。
作画时,收得住心,沉住气。收则住心为静,沉则住气则练,自然得骨趣神韵于笔墨之外。运笔如天马腾空之意致,不知起止之所在,运意应有志僧补纳之沉静,并一丝气息而无之,以静生动,以动致静。
故明清以来,写意画讲求人品涵养、诗文、书德、印章的综合,此是积画内功夫,高雅的画品,必须是画家养成高尚的人格,才能通过画外功夫的积劫,来帮助画内功夫的一超而人如来之地。
禅要似看透人生的真相,寻找生命的真谛,快乐自在的活过一生。禅提倡的是见性成佛,是通透人间的生死烦恼,建立清净空明的心灵,使我们活在真实的实意中。在物质发达的社会中,各种物质的丰富,吸引了我们对外在物质生活的寄托和依靠,同时社会人事物的竞争,给我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灵上的冲击与烦恼,在现实社会中,人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道德的论落,我们如何保持一个平衡的心理状态生活着,这是现代人寻思的问题,在禅宗则有解脱的方法,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观照方式,就是教导我们在凡事可以认真进取、可以敬业慎事,但在精神上要破除执障,心理不要烦恼,不执著他的成败,而在于当下的认真做法和正确的思维。故百丈禅师说“但息一切有无知见,息一切妄求”是超越一切成败得失、是非毁誉的风波,达到心灵清净,没有迷悟,没有烦扰,才是生命的净土,人生最大的财富。
禅给我们树立了积极的人生观,他不单提倡出世精神,而且有积极人世的态度。所谓出世的精神指出离烦恼之海,放对人、事、物产生的缠缚,透过解脱精神,达到自性自在。所谓人世,即在世间积极工作,认真待人待物,种善因,在此中历境练心,锻炼和摆脱社会负面对我们精神上带来不良的影响,从中体验自性自在,光明的一面,特别在当今,无论社会、任何行业,由于人们不能认识到人生存在的意义,如何在这种复杂的社会中寻找到摆脱心灵迷惑和烦恼的方法,而产生各种复杂的心理问题,造成了精神上负担而又直接影响了物质生活境界,产生了内心空虚,这种情况无论是生活贫乏或富可敌国的人都存在的。故当代人更加需求从佛教精神上找到安稳、平和的药剂,其中禅就是我们的一剂清凉剂。它可以让我们回归到内在的心性中,达到自我超越、常乐我静的人生观。
总之,禅不是迷信的信仰,是一个教导和引导我们当代人学会自我超越,得到安稳、清净的心境,是放下满足五欲也是自我折磨的妄想。让我们藉着禅的人生智慧渡越生死苦海,找到我们生命亮丽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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