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学派的繁兴，在客观上使佛学理论得到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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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是当时最盛行的学说宗教，但他也分教派。地论学派。地论学派是研习并弘传《十地经论》的佛教学派，为北朝所特有，且对北朝佛教影响最大

。古印度世亲的《十地经论》原是对《华严经·十地品》所说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十地)和教义作的解释，由于它特别发挥了“三界唯心”和“唯识”等理论，因而成为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译出此论的北魏僧人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对论中所论的“阿梨耶识”和佛性的解释各不相同，其徒遂分为地论学派的南北两道，佛教史上称其为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相州南道和相州北道曾围绕着当常、现常(即佛性的本有、始有)问题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并在判教问题上有过四宗五宗之争。地论学派在南北朝末年和隋代便趋于与摄论学派融合，至唐代唯识宗和华严宗创立以后，便不再独立存在。

三论学派。三论学派是以《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三论”为理论依据而成就的学派。“三论”虽由后秦鸠摩罗什译出，由僧肇等人加以阐释发挥，但三论学的兴起却始于梁代的僧朗。僧朗之后有僧诠、法朗等继续弘传三论之学。法朗的弟子很多，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影响最大的吉藏即为隋唐佛教宗派三论宗的创始人。

十诵律学派。十诵律学派所研习的《十诵律》为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是传人中土的四部广律中最早译出并得以弘传的一部律书。原为后秦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共译，后因弗若多罗入灭，由昙摩流支和鸠摩罗什续译，共成五十八卷。当时南方的律学几乎都限于《十诵律》，弘传此学的人很多，至齐梁时而盛极一时。著名的十诵律师有慧猷，及其弟子慧光、僧璩、智称、僧祐等。唐代时，弘传《四分律》的律宗兴起，《十诵律》的研究遂不再被重视。

四论学派。北方的四论之学是将《大智度论》与“三论”并重的一个学派。龙树所著的《大智度论》为论释《大品般若经》的重要论书，该论全面阐发了《般若经》的“性空假有”思想，有“论中之王”之称。著名的四论学者有北齐的道长、东魏的昙鸾和北周的静蔼等人。昙鸾等后又归宗净土。

四分律学派。四分律学派研习弘传的《四分律》原为印度部派佛教上座部系统法藏部所传的戒律，在佛教诸部戒律中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后成为唐代律宗所依据的基本典籍。《四分律》在后秦时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共同译出后，直至北魏时的法聪、道覆等才专事弘传。后又有慧光作《四分律疏》，此学才大盛。慧光已判此律为大乘律，唐代道宣更认为此律内容应属大乘，并据此而创立了中国佛教宗派律宗。

楞伽学派。在北方有一批专以四卷本《楞伽经》为印证并递相传授的禅师，始倡者为中国禅宗奉为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传其禅者有慧可等。慧可的弟子有那禅师、璨禅师等，那禅师及其弟子慧满等都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此系禅学后演化为中国禅宗。

净土学派。随着宣扬净土思想的佛经相继译出，当时北方也出现了一批专事弘传阿弥陀净土信仰的僧人，代表人物有昙鸾，倡导称名念佛法门，开净土信仰的一代风气，对中国净土宗的形成影响极大。他的著作《往生论注》等奠定了中国净土宗的理论基础，其倡导的修行方法也为净土宗所继承和发展。

南北朝佛教学派的繁星在客观上使佛学理论得到了深化。当时的佛教界对涅槃佛性义、真俗二谛义等佛学基本理论，都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即使讲解同一经论的学者，见解也往往有所不同。南北朝时期，佛学上的争论最后表现为传法定祖的问题，学派逐渐有了教派的性质。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判教的方法非中土所创，但中土的判教在佛教学派向佛教宗派的演进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到隋唐时，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佛教寺院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学派林立的南北朝佛教也就过渡到了宗派并存的隋唐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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