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一词所涵盖的意义，相当广泛而复杂，很难以简单的语词，概括得清楚的。人生之始，便带来了与生俱来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生理的物质成分，也包括了生命的心灵成分。然人之所以为人，还要看他在人生的历程上，当到达了自觉的阶段，能否了解自性与需要，能否了解自己的潜力与所限，能否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然后才可望不断地去充实、去发挥，向时空的彼岸勇猛前进，以寻求自己更高理想的实现。所以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上，受到物质的、性灵的、社会的、理念的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方能完成自己的天性。这样说来，人性的本质，虽然复杂，主要的仍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里所说的自我，乃是指原始的、最初的本性，相当于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依德所说人格结构的“本我”这一部分。因为它是原始的本性，当其发性时，常是不自觉的；它既未受爱欲的驱使而成为情绪的激动，亦未受意念的支配而成为意志的秉持；更未经思维的反省而成为理智的抉择。它在本质上，原来就是如此的。我们探究人性，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从这心意初动之时去穷其理，才能得到自性的本然。因为自性是生命的核心，人的一切情绪、意念、理智，都是从这个核心所投射出来的种种现象；而这些现象都是经过自我的省祭，是自觉性的存在，却不是最原始的。

　　对于自我本性的体认，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伦理家们；都想追寻此一根源，且提出其不同的观点与学说，这对于人性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大致说：西方哲人的探讨态度比较重于分析，中国哲人的探讨态度比较重于综合。分析的好处，在于具体而精微，其缺点却容易流于儡狭；综合的好处，在于会通而圆融，其缺点则易流于虚玄。这两种探讨态度，各有得失，倘能取长补短，相辅相威，一方面探发其精微，一方面顾及其完整，则对自我本性，当可获致广大而精微的理解。

　　中外哲学家对自我本性的体认，不论采取分析的或综合的，二者都具有相同的目标，那就是教人探本穷源，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希腊古哲教人先要“认识你自己”，理性主义者笛卡儿说过“我思，故我在”，这都是教人返归自己的隽语。我国“中庸”篇一开始便说“天命之谓性”，以及孟子教人要“尽心、尽性”，其主旨亦在揭示人性的本源，使人了解自己心性的本源之后，顺流而下，再求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创造自己，那就很自然、很合理的作为了。

　　然而世人很少能够了解自己，更很少能够掌握自己。有些人喜欢顺从别人，仰人鼻息，随遇而安，对人对事，唯唯诺诺，不敢表露自己的一点爱恶之感。有些人虽能勤勉工作，也能奋力上进，可是他为何要献身于此？是不是真的为了自己的兴趣？恐怕连他自己也懵然不知。更糟的是，自己内心没有统御能力，只受外界引诱，忽东忽西，可左可右，全无定见，随而欲念滋长，行为放荡，其结果使自己堕落于罪恶的深渊里·现代人的生活似乎愈来愈不安，心身愈来愈旁徨了，他们对于爱与恨、真与假、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似乎已失去坚定的选择，行为便失去主串了。今日社会秩序之紊乱，盖恶惑之薄弱，凶杀案件之层出不穷，处处显露出人性之暴戾，致使那些对道德行为稍为敏感的人，不禁要摇头叹息，对未来世界的远景，深感困惑了。

　　然而，我们认为对于世界的远景，不必抱持过份的悲观。时下这一混乱的局面，仅是少数无智者无明者一时的作为，迟早是可以清厘的；人间的罪恶，是可以慢慢消除的，只要人类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人类便得救了；只要世界上理智之光不熄灭，世界便得救了。败德的人，仅占极少数；而良善的人，到处都可见到。因此，我们不必悲观。

　　凡读过六租坛经的人，大都知道：全部坛经里所反覆讲述的，不外教人对自性的体认与提升。二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六祖慧能这一套论旨，跟我国其他的佛学经典，是有很大差别的。凡读过坛经的人，不免要感到许多疑问：为何六租要特别强调自性？自性的提示，跟中国的人文思想有何关系？这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又发生如何影响？今后的自我教育应该有何合理的取向？凡此种种问题，对坛经有兴趣的人，都希望获得解答的。

　　首先，从中国佛学思想的演进说起。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中国，到了唐代贞观年问，已历四百余年。初期的中国佛教，为了奠定教基，宣化教义，僧众们多在翻译经典，探研经文下工夫；或建立寺院，厘订规律以奠定基础。这样一来，佛学的研求，只拘泥经文，讲解佛典，在人心的外面兜圈子，却忽略人们一颗活生生的心。这当然不算是探研佛理的理想做法。

　　六祖慧能虽不识字，亦未受过正规的佛学教育，但这样反而使他能够保持一颗清净心，一颗具足的心，说出他坦诚的话来。吴经熊先生曾说：“坛经并不是一本绞脑汁的学究之作，而是出自于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喷出的泉水一样，凡是尝过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它的清新入骨，都会衷心的体验到它是从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认识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佛性，知道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佛性。”

　　吴先生这一段话，真的能够把慧能为何要说坛经的本意说了出来。坛经，并不是根据那一部佛典的内容来讲解的，也不是继承佛门那一宗派的学说，它完全将个人对佛理的感悟直陈出来，同时也唤起人们要能自悟。人要能自悟，完全靠自己内心的体验。须知外在的东西，只是自我的一种反应；外在的教理，亦只是自性的一种回响。不执着这种反应和回响，自我才能超越，自我才能永恒。

　　六祖慧能这种体认人性的说法，很符合达摩初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原意，且更能把禅学的精义发挥尽致。本来，在东晋时有位高僧竺道生亦存有此种思想，它可说是中国早期的禅学思想家。竺道生在佛学上有两大创见；一是认为阐提也有佛性（闸提者，是断善根，难成佛的人），一是顿悟成佛。他认阐提也有佛性，那是肯定人性的尊严，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与“人人都可为尧舜”的说法是同义的。顿悟的意思，即认定“义由心起，法由心生”，倘能够当下体认，即可获得真切的义解。故佛理不用向外在的文字去寻求，而是从心中生起。此即是将佛所说的，和我心中所感受的，不分内外，融会为一，悟到了这种境界，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所谓见性成佛，当下即是。竺道生这种顿悟说，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禅学思想。惟因当时，老庄思想正风靡了士大夫阶级，竺道生所倡导的顿悟说，却未能与当时的老庄思想相抗衡，且竺道生之后，很少有人论及于此，所以他的影响力并不算大。

　　慧能在佛学思想上可说是一位天才，他能把握重点，融合儒道，直透本心。我们从坛经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体系内，含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也含有浓厚的老庄思想。而他对佛法最重要的，便是自性的发现与寅贱。禅学中所谓戏、定、慧，不过是实践自性的一种手段而已。依慧能的看法，人类的性灵是从自性的智慧源泉涌现出来，并无一定的阶段可分。一切都靠自觉以反照自己。人在自觉之后，性灵自然超越，不落窿俗，唯有这样，自己才能开发智慧的源泉，人生才可享受到自由和平静。

　　所以六租慧能的坛经，是扭转中国佛学思想的一部经典，它不仅接受印度的佛学思想，并且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将它融化为已有，使它成为中国化的禅学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六租是一位禅学的创造者，也是本位文化的守成者，其影响是深远的。自此以后，印度出世的无我的佛学，经过六祖一番整理及倡导后，便转为人世的自我的佛学思想了。

　　前面说过坛经的内容，隐含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及老庄思想，这是必然的事。世上任何重大的学术思想的产生，皆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需要，绝不是偶然的。禅宗思想，新奇突出，活泼流畅，它的产生，自有其渊源。

　　六祖慧能对于自性的体认，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五祖弘忍那边，得到直接的启悟。坛经中有好几处，曾提过这件事。

　　“祖（五祖弘忍） 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幅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 （行由品第一）

　　五福弘忍又对神秀说：“汝作此伪，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末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加，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加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行由晶第一）

　　五祖弘忍对其门人讲述自性之重要，勉励门人须从自性觅取智慧。五租既在对谈中，屡述此点，想必能触发六祖的感悟，作无上的追求也。我们又知道：禅宗教人省悟的方法，常说到“平常心”。“平常心”的意思，是要你抛弃附着于思想上的一切权威性、习染性，只用一颗单纯的“平常心”去体验、去领悟，那就必能触及事理奥妙的地方，这就是禅宗所常说的“当下即是”的意思。所以禅宗大师的作为，常要背离传统，他们不认佛祖，烧掉佛经，一心要解脱外境的种种限制，让自己逍遥自在，遨翔于自由天地中，觅取自己的本来面目，保存原始的一点正气。

　　这样一来，禅宗的修持方法，岂不是与老子的“守静复归”，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同出一辙么？禅宗这样看重自性，岂不是与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相同么？有人说，禅宗的语言，可以适用于儒家、道家之处，实在不少；更有人认为禅宗的思想，最具备有调和儒与道的思想，故主张以禅为中介，来融合儒道二家的学说。盖道家所重的在天地自然，儒家所重的在人伦社会，因此儒、道对抗的问题，实是天地境界与人生境界的问题。禅宗重自然亦重心性，故冲淡了佛学的宗教精神，挽回到平常的人生方面来，实有融和儒、道对抗的作用。宋明理学家乃吸纳融化禅学上对于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收为己用，使儒学方有另一番新生命新气象的呈现。

　　宋明新儒学家若周、张、二程、朱、陆、王等，皆读过佛典，且对佛学各有主张。理学家们虽然排佛，但此乃表面上的意见，实质上仍潜存有禅学的意识，却不敢明白地吐露出来。如二程往礼周濂溪，周即命参“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程子授学，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常令门人观察二甘、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这岂不是寻求心学上的动机么？因通常人的心，多被情欲所遮蔽，不容易了解心的真象，禅学家要人们能明心见性，教人从这心意初动之际去省察，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宋明理学家们从禅宗学到这一套工夫，那是不容讳言的。

　　宋明的心学家更带有禅宗的色彩，为史学家所共认的事实，是不用辩析的。陆象山讲“心即理”，此即是说：心与理，是本然契合，不待外求的，故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或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答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于心也。”孟子屡言尽心、尽性，而象山能够自得于心，这与六租自性之闸扬，还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象山说：“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圣贤道一个自字煞好。”这真是简明直截的话头，发人深省！

　　至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系就陆象山之主张而加以充分发挥的。“良知”是人本性中所固有的，这即是说，良知是先天的，非后天的，人人具有良知，不假外求，心邮是理，表明道心即天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只要把自己的良知充分发挥出来，则天人合一，群己合一，心境宁静，万事可成。倘能深究陆明致良知之说，当知道它与六祖的坛经有密切关系。

　　由六租在坛经中教人对自性的体认与提升，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自我教育的取向。西欧自从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教育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一书中，提出其有关儿童教育若干精辟的意见影响颇大。卢梭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应在启发儿童的天赋能力，发展每个儿童的个性，以及养成儿童在各个社会璟境中，使个人立身处世能够保持其有理性的人。卢梭的“爱弥儿”出版后，曾激起欧洲教育界的广泛热狂，因为“爱弥儿”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理想，亦即提出了对于人性教育的新取向。自此以后，一切教育的理想与方法，莫不在谋求个性的自由发展，人性的自我实现。

　　站在人性教育的立场，来看六祖对于自性的启示，实含有此种自我教育的企求。自性，虽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仍有待后天的陶冶，方能使人格臻于完美。现代哲人曾经说过：“自我，永远隐藏在深处，须以大声地呼唤，方能使他走出来。”生命总是被遮掩和隐藏的，即使你的大我，亦复如是。” （注二）自我既是不容易被发现、被完成的，因此，每一个人的自我教育，须有一定的取向。

　　先言尊重德性 每一个人各有不同的德性，有的人敏于思，有的人勤于事；有的人喜爱动，有的人却爱静；有的人对事抱乐观，有的人对事表悲观；有的人性格沉潜，有的人行动躁急，这都是不同品性的表现。对于这不同的品性，在教育上应获得相当的尊重，且须有适当的发展，绝不能以外在的权威去征服或压抑的。中国古哲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话虽如此说法，但试问我们今日的大学教育，有那一门是讲“明明德”的？今日的学校教育，都足以知识为中心，以技术为中心，并无“明明德”的学问。德性既不被重视，自性当然迷失了。有人说：这个时代的人，对其自身的问题最感迷僩了。人们对于自然的、物质的知识，可能了解得很多、很透彻，但对于自身德性的取向，却越来越糊涂了。其实，自我德性的培养，从自身做起，是最可靠的办法。比如人们说：“敬人者，人恒敬之。”假定我敬重人家，人家并不怎样敬重我，我自问待人之道并无亏损，不讲理的乃是被我所尊敬的人，这适足以证明我确有可尊之处。我这对自己；深厚德性之认定，是不待求而自得，非他人所能给予，亦非他人所能损害的。能作如反省，我的心便自安了。

　　次言协和群己 因为“我”是“人”，“我”就要真正地成为一个人；同时我还要真正地把“他人”当作“人”看。听谓“自我”，并不是意味着“唯我主义”，并不是要跟外在世界完全隔绝的。依照儒家的教义，人是没有孤离的成德，因为仁义的德性，是不能单独存在于个人身上的。“仁体” 一定与外界感通，向外放射的；“义行”是对外负责任，与人休戚相关的。过去的存在主义者对自性的意义，误解颇深，他们嫉恶人群对个人的压力，因而标榜自我，一意孤行，玩世不恭，放荡形骸，走向窝蚀生命之绝路，其作为便成为人性的自我否定。然话说回来，在现实生活中，因每个人隐藏了自己的本性，对外境常摆出另一个“我”的形相来，逢人作揖、扮笑脸、说好话，一举一动，好像在演戏般，这滋味也不是好受的。D·李丝曼在“寂寞的群众”一书中指出现代人受着一种无形的雷达所操纵，雷达所传递的影像，便人别人镜子里所反映出来的“我”的幻影，而不是真实的“我”自己。卡缪所著“陌生人”一书中的男主角，混混沌沌过了一辈子，到后来连自己也是自己的陌生人了。这确是现代人的苦闷。教育要发挥力量，就在沟通群已，协和内外，培养完整的人格，不使有人格分裂的现象发生。王阳明说：“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这些话，也是自我教育者所应深切反省的。

　　再言智慧实践，智慧的启发与增进，是教育的主体，然各人智慧的发展，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有多种不同的性向。大体别之：有一般人的智慧与天才型的智慧。一般人的智慧乃分散表现于生活的各方面，此如优越的记忆力、知觉力、思考力，此种各种能力，恒随境遇而转变，未能集中于某一特殊的对象上。此种智慧之表现与实践，常依各人之气质及外在条件之限度。天才型之智慧，则能专注某一特殊的对象上，对其他方面之知识皆废弃不用。例如一数学天才者，他只专注数学方面，至其人事社会的常识，则表现得非常幼稚。凡此两种智慧之实践，仍须以自我作主。其最基本的推动力量，总在于自己的诚意。诚意充足，自己的整个生命，向上跃升，一切都是真实存在，到时便觉得我与天地同体。诚意不足的人，自身为习气所束缚，生活空虚，生命凋萎，觉得自己的智慧在逐渐衰退。故智慧的实践，不能没有自己诚意的支持，此即“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之谓也。

　　我将六祖坛经所启示的自性，用来解说自我教育的取向，似乎太单纯、太表面化了，恐怕尚未能尽量表达出其中的奥义。今日，我们生存于骚动的世界中，一切都在变动，教育也在不断演变。然世界虽在骚动，人心虽在旁徨，我们不只不能失掉自性，而且更要去充实它、提升它，让你的生命发射无限的光辉。

　　摘自《海潮音》第67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