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傅奕反佛推儒”入手，来看看佛教传播为何会由盛转衰

早在东汉时期之前，我国封建时期的统治者包括黎民百姓，一直都信奉着道家思想，秉持无为、自然、自由的生活态度。

但是到了东汉之后，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推广进程加快，很多人都发现相对于道教那得道成仙的终极追求，佛教的终极目标“成佛”就要简单的太多了，而且在成本上也远远要低于道教在炼丹、养生等玄学上面的消耗。

就好比在封建时期一直被帝王乡绅所追捧的“炼丹”，虽然现在的科技水平已经证实，古人炼制出来的丹药其实没什么用处，有的还有毒，但是当时的人却不知道呀，他们都觉得那是很贵重的宝贝，是有着仙灵之气的灵丹，以至于随随便便的一种丹药，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另外所需要的材料也都是极为稀缺的材料，普通的寻常百姓是消费不起的。

佛教雕像

佛教就不一样了，打着“只要你心诚，那么你就能成佛”这样一个堪称“零投资、高回报”的广告，很自然的就迅速开始了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但是由于道教思想早就根深蒂固，早期的推广效果并不好

。

佛教兴盛

直到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发，人口流失迁移现象十分严重，由于教义不完善，所以一直发展缓慢的道教思想对百姓的影响也就呈现出了一种衰退期的疲态。而一直都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下谋求发展的佛教却趁着这个机会迅速占领了市场，凭借着“低投资，高回报”的优势迅速站稳了脚跟，呈现出了一种井喷式的增长。

到了唐朝建朝后，佛教的传播程度更是达到了家家户户都信佛的程度，遍地都是佛家寺庙，僧尼数量更是与日俱增，那种景象可想而知，与此同时，佛教的弊端也逐渐的开始浮现。

一、人口增长减缓首当其冲，就是人口增长缓慢的问题，佛家信奉“四大皆空”，追求的是无欲无求，所以僧尼等人都是不得婚嫁的，那自然而然也就生不了小孩了。

佛教僧侣化缘用的“钵盂”

二、经济增长缓慢还是“四大皆空”的问题，既然已经无欲无求了，那自然对于财富之类的也没有什么需求，而且佛教还存在着一种“化缘以结善缘”的说法，也就是向其他人募化乞食来广结善缘，以此来升华自己的佛性，提高自己以及他人的功德。

如此一来，都全国各地到处跑去“化缘”积功德去了，哪里还会有人愿意做生意或者种庄稼，经济增长速度可想而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僧尼以及寺庙是不纳税的，因为统治阶层的统治需求，信奉佛教的僧尼和寺庙都被免除了赋税。

三、佛教控制思想封建时期的王朝，走的是“家天下”的世袭路线，也就是说全国上下的所有人，都必须由统治者阶层说了算，但是佛家思想却说无论是贫富贵贱，都必须由“佛祖”说了算，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夺权吗。

如果说佛教还没有兴盛起来，那对统治阶层的统治肯定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发展起来之后，就跟蝴蝶效应一样，对百姓思想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如果任由其蔓延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反正肯定不会是统治阶层所想要的。

儒家孔子石像

傅奕反佛推儒

所以一直信奉儒家思想的“傅奕”，就在佛家思想已经逐渐影响到皇权统治的时候站了出来，坚决支持“废除佛教”，并且竭力推崇孔子的儒家学说以及老子的道家思想。

他先是在武德四年，也就是公元621年，向唐高祖李渊递交了一份《请废佛法表》，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百姓忠于朝廷景象，再到传入中国之后的国力衰退状况，都做了详尽的描述。

但是由于他这个《请废佛法表》完全是站在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的角度来说的，当时又战乱频发，唐朝也正是刚刚建朝不久打天下的时候，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比，对百姓的虽然都有着“安民”的作用，但是佛教教义完善，在推广上要比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要方便的的，投入的资本也就更小，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武德七年，经历过《请废佛法表》不被重视的结果之后，傅奕痛定思痛，又给唐高祖李渊上书了一份《请除释教疏》，再次宣扬反佛推儒思想。

不过这次傅奕学聪明了，他没有再从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上入手，而是切实的切入了“皇权”的这一方，从皇权的角度严厉控诉了佛教过分传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唐高祖李渊剧照

果不其然，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唐高祖李渊还是关心自己的天下能不能长治久安多一点，所以傅奕这次的《请除释教疏》并没有被忽视，而是被李渊拿到了朝堂之上，想要听听大臣们的看法。

尴尬的是，满朝文武中的大多数臣子都是信佛的，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宣扬要抵制佛教，甚至废除佛教的人，他们能愿意吗？自然是不愿意的，所以除了傅奕赞同废除佛教之外，群臣几乎都持反对态度。

最终由于反对废除佛教的臣子太多，都针对傅奕群起而攻之，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针对傅奕展开了一场辩论，很显然，傅奕并没有“诸葛亮舌战群儒”那样的本事，这件事也就再次不了了之了。

诸葛亮舌战群儒漫画作品

唐高祖限制佛教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表面上，傅奕反佛推儒是失败了，但是他反佛的思想还是悄咪咪的走进了唐高祖李渊的脑海中。

同时也让李渊注意到了寺庙经济的恶性膨胀和内部管理混乱的问题，如果任由其发展，还真的会影响到皇权的统治，所以在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发布了一道《沙汰僧道诏》。

先是指出了现有的四面管理方面的问题。“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变，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阃阃，驱策畜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变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萎，有秽嘉苗;类彼瘀泥，混夫清水。”

而后又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从这道诏令的内容上不难看出，唐高祖并没有真的如同傅奕请求的那般，彻底打击佛教的传播，而是在傅奕废除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对佛教的传播添加了一些限制。

毕竟由于战争的频繁发生，让民心极为不稳定，多数人都迫切的需要一种精神寄托来回避现实的困扰，所以统治者可都指望着佛教容易推广还能稳定民心的特性稳固政权呢！

如此看来，当时的佛教对于稳固皇权的统治作用还是挺大的，所以唐高祖只是限制佛教而不是废除佛教也就无可厚非了。

唐武宗画像

唐武宗排佛

本来吧，佛教的传播到被唐高祖李渊限制后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唐高祖李渊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战争因素的影响。

在唐高祖稳固政权之后，紧接着又开始了对藩王的整顿，所以佛教安民的作用依旧还在，但是到了唐宪宗时期，针对藩王的整顿也基本结束，再加上唐宪宗亲自敕迎佛骨舍利，在宫中供养三天也就算了，还亲自将这佛骨又送到了京城的各个寺庙，接受僧侣以及百姓的供奉。

这就好比现在的“明星效应”一样，整天赋闲在家的百姓正愁无所事事呢，干脆跟风唐宪宗，学他去信仰佛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股全国性的“佛教狂热”，等发展到了唐武宗时期，已经达到了影响皇权政治利益的地步，甚至于有的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大。

破败的佛教寺庙

佛教衰退

这种情景那唐武宗肯定坐不住呀，所以唐武宗在韩愈、赵归真以及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排佛事件，史称“会昌法难”。

据《旧唐书·武宗纪》统计，直到会昌五年四月，这场声势浩大的排佛事件“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同时也大大的巩固了唐武宗时期的中央集权，增加了国库的财政税收，对于唐朝国力由盛转衰也起到了一定的延缓作用，直到唐武宗驾崩，这场“会昌法难”事件才算是正式宣告结束。

佛教也由此衰退到了一个极低的程度，后唐宣宗时期虽再次鼓励佛教发展，让佛教的颓势略有扭转，但却再也不复兴盛之时的荣光。

参考资料：

《旧唐书·武宗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旧唐书·傅奕传》《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