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出生于儒学世家，但早年颇受佛教思想的熏陶。据考证，杜甫有一段时间寄居于姑母家中，多赖姑母照顾。但是这位日久亲炙的姑母却虔诚地信奉佛禅。杜甫在天宝元年(742年)为其姑母撰写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说姑母：“爱自十载已还，默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皆达。母仪用事，家相遵行矣。”其中又载其姑母临终时要求“起塔而葬”。其姑母笃信佛禅并使全家奉行，这一定会对杜甫产生很多熏染。且《墓志》中佛教概念运用娴熟，亦可证杜甫早年对佛教已有一些体会。

杜甫后来长期漫游，除744年在洛阳结识了李白、高适，相随寻仙访道外，还经常涉足佛寺，并交游和问道于僧侣大德。他在吴越等地漫游，曾路过金陵，同法师景上人交游结缘，吟诗、下棋、泛舟，甚为相知，别后经年不忘，四十余岁在长安还托友寄诗曰：“不见曼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潺。”(《因许八寄江宁景上人》)可见与佛教因缘匪浅。漫游齐赵时为表达对北宗神秀弟子羲福的敬仰，浏览其所葬之地洛阳奉先寺，并作《游龙门奉先寺》，流露出明显的佛缘佛趣。该诗说：“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灵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幽谧的静夜的神秘的钟声，境旷而令人心清，最终发人深省，颇有禅悟之趣。后人对此诗评论道：“此诗景趣冷然，不用禅悟而得禅理故妙。”再如《巳上人茅斋》：“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据《高僧传》记载：“支遁讲《维摩经》，遁通一义，询无以措难；询设一难，遁亦不能复通。”杜甫与僧人巳上人交游，把他比作东晋著名玄僧支遁，自比虔诚的礼佛名士许询，可见其真实心迹。当然，这可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社会交往和应酬，但在真情流露中可以体味到他与佛禅心有灵犀的缘会。

35岁时的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由洛阳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制造“野无遗贤”的骗局，致使杜甫仕途受挫，只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生活也陷入困顿，“卖药都市，寄食友朋”。10年困守，44岁终获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但旋即“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辗转投奔于肃宗，途中被叛军抓获，过了8个月的俘虏生活。后逃出长安，被授左拾遗，却又因疏救房珀，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至秦州，不久被迫又赴成都。这时期他仕途重挫，又加上出生人死，颠沛流离，亲眼目睹国破家亡和众生疾苦，写下了“三史”、“三别”等大量不朽的诗篇。虽没有抛掉“奉儒守官，不坠素业”，但开始对儒术产生怀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曾疾呼道：“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这时他一方面首先根据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对社会进行批判和重新审视，另一方面亦对禅宗略表认同。于是他关注当时正趋盛行的佛禅，频频游寺访禅谈佛，与佛门交往，诗作也出现了较多的佛禅语汇。755年所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说：“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业白，又言白业，指善业，据《翻译名义集》称：“五戒十善，四禅而定，此属于善，名为白业。”石壁，暗指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之事，此喻禅定修习。“粲”、“可”，就是禅宗的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粲。禅寂，《维摩经》云：“一心禅寂，摄诸乱意。”又云：“有方便慧解，无方便慧缚。”杜甫此诗出入佛典，且自称“师粲可”、“缚禅寂”，暗指出其佛学颇有根底与束心向佛的意向。再如赞上人，杜甫在长安与其结交甚深，还有诗作交往，在《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说与他“把臂有多日”、“晤语契深心”，还发出“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之叹。后来竟共同为房珀平贼出谋划策，并因之受到牵连。后杜甫弃官至秦州又与赞公相逢，二人同病相怜，杜甫曾感慨：“杖锡何来此，秋风以飒然。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宿赞公房》)还“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西枝村寻置草堂地》)，他们的深情厚意可显见，俨然是佛缘不尽。

从759年至768年，杜甫流寓四川达10年之久，后出三峡流落荆襄，770年死于一条破船上。期间除因好友严武的关系曾任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外，居成都浣花溪寺前后计6年，后寄寓夔州，过着清朴的村居生活，又近3年，这一时期，杜甫思想深沉，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天悯人胸怀和济世志向。不过因生活艰辛、仕途困窘和离乱愁苦，杜甫深感无力济世，他进一步反思，佛缘进一步拓广，更多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佛禅义理的领悟，并尝试着以佛禅来消解现实中的困穷沉郁，以达到心境的平衡及安宁。诗中不仅屡提游历佛寺、塔碑，与禅宗僧众广泛交往，且涉及佛法禅趣义理的内容明显增多。初到成都寓居沙门高僧复空所，即草堂寺或浣花溪寺。此外，他还在成都一带游过兜率寺、真谛寺、新津寺、牛头寺、惠义寺、始兴寺等，往来的高僧有闾丘师兄、文公、大易沙门、真谛寺禅师、大觉高僧等。他不但和高僧亲近往来，还听他们讲经说法。在浣花溪寺听复空大师说法自不待言，还值得一提的是向与其交往深厚的蜀僧闾丘询问过佛法大义。高适五律《赠杜二拾遗》说杜甫：“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人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可见高适知道杜甫听高僧说法，还鼓励他要参与辩论并向讲经者诘难。

最令人惊叹的是杜甫还有归心佛禅的旨趣，愈到晚年愈强烈，从《陪李梓州等登惠义寺》、《上兜率寺》、《上牛头寺》等均能看出。更明显的是在《望牛头寺》中说：“牛头见鹤林，梯径绕幽深。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这首五律其精神指向在于末二句，不做楚狂接舆中的狂隐和孔子，而要亲近高僧，深闻佛法，回观不住心，即归心佛禅了。此处抓住的“不住心”，乃《金刚经》要义，南北二宗特别南宗对它十分看重，主张对一切都心念不起，无所系着，才可契人空灵虚净的本心真如，这也是后来净众禅和保唐僧无记、无念、莫妄的禅学思想的精髓。杜甫标举自己的“不住心”，这正道出其心志意向所在。《写怀》(二)中也说：“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说明诗人最终认为的不是儒家及道教仙术，而是对佛禅真如境界的归往。

综上所述，杜甫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当然，杜甫之佛缘到底因缘于佛门何宗?历来极具争议，或谓倾心于南宗禅，或谓倾心于北宗禅，亦有谓他深知禅门二宗纷争本末，也有说在蜀地主要受保唐禅与净众禅的影响，还有人以为其皈依净土宗。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杜甫确实与佛教尤其的禅宗有不解之缘。

这种结缘，除早年曾受奉佛修禅的姑母濡染外，还由以下几个方面促成。

第一，三教融合的时代背景。唐王朝实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释道并盛。至玄宗朝益甚，玄宗本人就遍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日趋融合，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唐代士人大都出入儒道佛。杜甫生逢其时，无疑亦有兼容儒佛道的一面。第二，仕途失意与现实历难。这对杜甫主动接近与偏转于佛禅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的近禅和向禅主要集中在困守长安的后期和流寓成都、夔州期间，这显然源于惨痛的人生困厄，而佛教具有消解人生痛苦、现实磨难，以寻求身心清虚安宁的天然优势。第三，禅宗兴盛。禅宗自始祖达摩于南朝宋未来华，历经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等五祖，至盛唐弘忍的弟子神秀、慧能分别弘法，形成“北渐”、“南顿”两宗，而慧能及以后南禅完全中国化，简便易行，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杜甫正值佛教禅学流布遍天下之际，禅宗对人们思想与生活的影响日趋深广。参禅奉佛成为唐代士人时尚。除王维、张说、独孤及、张彦远外，杜甫的好友房璃、严挺之及李邕等也笃信佛教以至归心禅宗。这种风气会促发杜甫由奉儒向近佛禅偏转。第四，儒禅相通。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但目的还在于劝人向善，甚至修发大乘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同儒家的“仕者爱人”、“济苍生”根本上是相通的，这是他接受佛教影响的思想基础。另外，儒禅在心性上相通，都要求自我觉悟，只是儒家把重点最终放在人的道德和社会实践上，而禅宗则主要在个体解脱上。严峻的现实打碎了他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诉求时，他很自然地在儒禅心性相通的关节点上向禅宗个体心性解脱偏转。总之，杜甫虽最终未成为佛教徒，但在寻找精神休憩时倾向佛禅，这是他后半生思想重要一环。这种儒禅结合是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处理儒佛关系的先声，只不过杜甫以诗化方式隐晦地加以表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