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老法师住世九十年后，悄然往生，到他生前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去了，这是他的福报，我们应为他感到高兴。可是，对于他身后的湖北和武汉的佛教来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令人感到很悲哀的。尤其是对于一向关心湖北和武汉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我来说，昌老的往生，既是当代湖北和武汉佛教界的重大损失，也给湖北和武汉佛教文化的发展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思考。

一

我与昌老只是见过几次面，直接交往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深交。但是，他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法相，活像一尊弥勒佛，说笑的样子非常慈悲，很有亲近感。他的书法作品，别具一格，真是书如其人，很能体现佛教圆融无碍的精神特点。他的观念，很有政治性，具有鲜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讲话或作报告，总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因而受到党和政府的信赖。他的弘法行为，更是体现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特征，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对社会慈善事业的支持总是不遗余力，经常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国老一辈佛教高僧的典型代表。

二

记得若干年前，湖北省佛教协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要商议在武昌建设太虚讲堂的事项，主事者也盛情邀请我参加讨论。我在会间从近代太虚大师在武汉弘法，创办武昌佛学院和武汉及湖北正信会等重要历史事例，说明创办和办好太虚讲堂的特别重要意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后腿脚不便的昌老还专门向我表达他的赞赏之意，觉得湖北和武汉的佛教应当继承和弘扬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我当时真有找到知音的感觉。

太虚大师及其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佛教界契理契机的历史自觉，并成为现代港澳台和世界华人佛教的主流趋势，甚至成为当代世界宗教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敢提太虚大师和人间佛教。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赵朴初居士才提出要弘扬人间佛教传统，再到八十年代末，“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优良传统，启迪智慧，净化人生”，才正式作为中国佛教会的宣传口号，开始出现在机关刊物《法音》杂志的封面上。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太虚大师现代佛教革新事业成功起点的湖北武汉，最能体现太虚大师对现代中国佛教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即由他亲手创办的武昌佛学院、佛教正信会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等重要机构，早已荡然无存。

由于太虚大师近代在武汉开展的佛教文化革新事业的重要影响，作为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标志着中国佛教文化现代转型的重镇武汉，早已名声在外，只是来过武汉的佛教徒和佛教学者，再也感受不到这个昔日佛教文化重镇的印象。每次我到海外作佛教文化学术交流，没有到过武汉的一些学者和佛教徒听说我多年生活在武汉，都要问起武汉佛教的现况，特别是太虚大师当年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遗存与恢复情况，我都感到很为难。当然，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总是说，湖北和武汉的佛教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还是很好的，事在人为，就看湖北和武汉市的佛教界及有关方面如何对待，并抓住时机取得成效了。

三

在历史上，湖北和武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之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之区，就是因为这里具有丰厚的文化土壤——历史上荆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佛教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吸引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文化高僧、名流居士和著名佛教文化学者。正是他们，在这里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即汉魏之际，支亮、维祗难、竺将炎和支谦等中外高僧就来武昌(现在的鄂州)译经，使鄂州成为影响江南的佛教文化中心。

东晋时期的道安，被史家称作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正是这位当时中国佛教界的领军人物，带着慧远等500余弟子及追随者南下襄阳，译经讲学，使襄阳成为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

南朝时竟陵王肖子良和荆州名士刘虬及来荆州弘法的求那跋陀罗及宝亮、僧迁等僧伽，精研佛理，翻译经典，宣扬律学和涅般学，使荆州成为当时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

隋代智者大师开创了第一个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就是荆州人，他在当阳创立了玉泉寺，后来被称为天台宗经典之作的“天台三大部”中，有两大部即《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就诞生在这里。

到了唐代，湖北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就更加突出。禅宗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不仅是湖北黄梅人，更在黄梅大阐宗风。六祖慧能在弘忍门下得东山法门之传而将黄梅禅大弘于江南，与此同时，东山首座神秀亦将东山法门带到北方，影响朝野。由是，禅宗大行于天下，甚至成为宋以后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儒学和道家道教的发展。宋时临济宗第十世东山法演禅师再弘黄梅禅法，其门下佛眼清远、太平慧勤、圜悟克勤大弘宗风于大江南北，史有“法演下三佛”之称。

历史上的湖北佛教不仅高僧辈出，演教开宗，影响天下，更有诸多史不绝书的名流居士弘研佛教义理，阐扬佛教文化。前述南朝有肖子良、刘虬等在荆州弘法，至唐代则有庞蕴大居士问禅弘宗于两湖之间。宋代有张商英护法弘法于荆襄，并使随州大洪山云峰寺发展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大丛林之一，对整个宋代禅宗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居士佛教文化在整个佛教中占有突出地位，尤以“公安三袁”和“白首庞公是我师”来鄂游学的李贽而为翘楚。

可以说，历史上的湖北佛教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极其精彩和重要的篇章。

晚清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湖北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较以往不仅没有削弱，更有增强之表现，真可谓高僧与名流居士辈出，现代佛教革新事业轰轰烈烈，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之发达，集中体现在江浙一带的名山祖刹，在那里多有来自湖北籍的高僧。比如，有被称为“天下禅定第一”的密源大定弘扬宗风于镇江金山寺，有近代中国华严宗主的释月霞在上海、杭州等地开办最早的佛教大学——华严大学，有与虚云同称近代宗门两大师的来果法师主持著名禅宗古刹扬州高旻寺，并制订了至今仍影响甚巨的《禅林四寮规约》，有近代赴日学法回国后在上海、杭州等地专宏东密的持松法师，有继承印光大师净土宗风并主持灵岩山寺的妙真法师，有与弘一大师并为近代律学重兴两大师的慈舟律师。此外，还有弘化湖湘和执掌中国佛学院的著名佛教教育家明真法师，有追随太虚大师不遗余力弘扬人间佛教的大悲法师、尘空法师、大愚法师、乐观法师和李子宽大居士、李荣熙大居士。还有弘化台湾、对台湾佛教去除日本化、实现中国化作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前中佛会会长白圣长老。还有弘化台湾，并修成肉身菩萨而深受台湾佛教信众爱戴的清岩法师，及在香港弘法的明观法师，等等。

就当代的弘法大师而言，百岁禅师本焕老法师和重兴柏林寺祖庭的净慧大法师，都是名闻海内外的禅门高僧大德，还有祖籍湖北的佛教大居士吴立明先生，曾多年担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并弘化于南北，等等。除此之外，近代以来湖北籍的佛教文化学者，如汤用彤、熊十力、废名等，在国内外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加上太虚大师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创办武昌佛学院、成立汉口正信会及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等重要机构，以及编辑出版《海潮音》及《正信》杂志等现代佛教革新事业，近百年来的湖北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百年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我相信，无论是否出生于湖北，只要是关心湖北、关心湖北和武汉佛教文化之人，都不能不为湖北佛教文化过去辉煌的历史而自豪。而湖北与武汉过去辉煌的佛教文化历史，正是当代湖北人和武汉人所面对的最可宝贵的重要文化遗产。

四

不过，我们不难发现，近百年来的湖北佛教文化之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即上个世纪的前半段，不仅拥有大量的鄂籍高僧大德弘化于江浙与南北各地，并有太虚大师等来鄂大力推动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使湖北成为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佛教文化之重镇，在全国佛教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一个阶段即上个世纪的后半段至今，湖北佛教文化已经明显失去了昔日的风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湖北佛教文化的发展与全国各地一样，迎来了历史性的重要机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虽有昌明法师等多年的积极推展，至今仍令人感到遗憾。

据说，昌老曾经想恢复当年影响海内外的《正信》杂志，但是仅出版了创刊号就停刊了。他还积极倡导和推动武昌佛学院的再办，虽然取得了一些的成绩，终究与昔日太虚大师主办的武昌佛学院不可同日而语……

我知道，昌老年轻时曾经追随过太虚大师，可以说是太虚大师的门下弟子。而今年刚好是太虚大师往生六十周年，或许昌老想念他昔日的导师，也去兜率内院会太虚大师去了？可是，他把在湖北和武汉建设人间佛教的弘法遗愿，留给了他的后继者们。

毕竟，正如太虚大师生前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古今常住待人弘其道用於世耳。”

我期待着……

2007年3月4日丁亥年元宵佳节之夜，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