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各个时代中，虽有国家政策的种种保护，可贵的是，民间亦有不少个人或团体，不忍众生的悲苦，以积极实际的行动，在黑暗的角落点灯，为孤苦的人伸出温暖的手。

平安、顺利，是人人所期待和需要的，然而在这充满苦聚的世间中，总会有生老病死等种种苦难的示现；尤其在不同时代，也产生不同问题，包括孤老、贫病、弱童、残障等，这些苦难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深深影响许多家庭。　尽管在各个时代中，有国家政策的种种保护、保障外，可贵的是，民间亦有不少个人或团体，不忍众生的悲苦，以积极实际的行动，在黑暗的角落点灯，为孤苦的人伸出温暖的手。　尤其一些怀有宗教情操者，视他人疾苦如自己的疾苦。以佛教徒为例，自古以来也一直本着慈悲的精神，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人群奉献，诸如急难救助、成立悲田基金；及为了救济贫民、灾变所设立的福利制度，包括僧祇户、寺库、无尽藏院等。又例如隋代的信行法师，打破传统的典范，认为佛教须应时宜、实行济度，除极力宣扬大乘利他精神，并且亲服种种劳役、节衣缩食，救济贫穷。

圣方济与德蕾莎修女

而在十二世纪，遥远的西方也出现了因宗教情怀而救济贫苦弱势的圣者，他就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圣方济出身富贵之家，纨裤成性，后来患了重病，几乎丧命。从此，他不但认清了财物的虚幻和人生的真正意义，在目睹麻疯病患及穷人的生活窘况后，更毅然尽弃一切，毕生侍奉麻疯病患及穷人。 七百年后，十二岁的德蕾莎修女看了母亲送她的《圣方济传》一书深受感动，体悟到人生在世不应只是追求自身的幸福，也应做些特别的奉献。于是，她十二岁就加入天主教的儿童善会，发愿做传教士帮助穷人，更在1937年发终身誓愿。后来目睹独立后的印度，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向加尔各答，许多难民穷得什么都没有，只好露宿街头，生老病死无人理会的惨状，心里极为痛苦。1946年，她在年休假坐火车时，感受到天主强烈的召唤，后来她说：“这个召唤是清楚的，我必须离开修会，在穷人间生活，为他们服务。”“做其它人不做的工作，永远出现在最可以帮助的地方”此后瘦弱的德蕾莎修女，便奉行着这样的信念与毅力，一个人在半世纪发展出“仁爱传教修女会”的团体，在全球71国家设立了740多家救济院、119个麻疯病中心、七百多家巡回诊所，后来又成立了爱滋病服务中心。她不间断的帮助贫苦民众、病痛与在死亡边缘的人，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最贫穷的地区一定会有德蕾莎修女及仁爱传教修女会的踪迹。

有组织性的佛教济世团体

德蕾莎修女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尤其是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证严法师的房间里，就贴着德蕾莎修女的照片，他尊敬修女们入世救人的精神。　说起慈济功德会的缘起，还是受到三位修女的启示，三十几年前，有三位天主教修女向法师传福音，离去前对法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天主的博爱是为全人类，我们在社会上建教堂、盖医院、办养老院，即使在深山、海边或离岛，也有教士、修女的足迹，救助贫困的人们，但佛教有吗？”证严法师一时无从辩驳，因为佛教徒总认为做好事不必让人知道，大都各做各的，并且以隐名氏的方式进行，所以当时具有组织性的佛教团体很少。但法师认为这些力量潜力很大，所以修女的话触动了他的内心，也加强了他的信念，决定组织这些力量，并且立下“佛法人间化”的弘愿。　三十年后今天，慈济的志业扩及慈善、医疗、教育、国际赈灾等志业，受惠的对象不止台湾，更扩及泰北、孟加拉、衣索匹亚、卢旺达等，超过一百三十万以上的孤苦贫民。

守护老人的尖兵

除了上述宗教师因着宗教大爱而循声救苦成为人间菩萨，更有不少社会福利团体，扮演社会油漆工，填补政府社会福利照顾不到的地方。老人基金会便是一支为“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老人谋福利的尖兵，无论老人协寻、老人受虐或照顾贫困无依老人，老人基金会的工作伙伴们的菩萨行，都令人印象深刻。而带领这支尖兵的甘玉玦秘书长，从过去上无法源、下无资源，到现在老人福利渐受人们重视，一路走来，提起自己发愿的心，是不忍老人受苦以及忏悔的心。　原来从小带她长大、对她疼爱有加的外公、外婆，相继在同一年往生。他们虽然与儿女同住，但平时大家都很忙碌，所以当外公因肝硬化吐了满地的血，却没有人知道，直到阿姨凌晨回来才发现，但为时已晚。后来不幸悲剧又重演，外婆因心肌梗塞去世，当天甘玉玦回家时，惊讶发现家中木门有手的抓痕，那是外婆呼喊不出来、挣扎求助的痕迹。　十多年为老人谋福利，大大小小的挫折不知凡几？虽然这是一个永无止尽的工作，但是面对一位位急待救援、照顾的老人，虽然彼此没有血源关系，却让她一次又一次的提起精神，活力充沛勉励伙伴：要有不败的精神，尽心尽力为老人福利奋斗下去。

为智障儿童打造一个家

除了老人基金会，还有一支菩萨队伍，他们是守护智障儿童的心路基金会，这是台湾第一个由身心障碍者父母所组成的社会福利机构。　去年刚痛失唯一心爱的女儿，心路创办人宗景宜回忆二十几年前的台湾说：“有智障小孩的家庭，真是求助无门。”当发现一岁多的女儿和正常小孩不一样，一点说话能力及好奇心都没有，可是无论到医院或从书本都寻找不到答案，托儿所、幼儿园也都拒收女儿，可说整个社会大环境都没有提供协助了解的资源。　直到1980年，台北市第一儿童发展中心成立招收智障儿童，到那里她才发现智障儿童竟然有各式各样的类型及程度。那时候，她还天真以为女儿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应该就能回复正常，但事实上，女儿是一辈子也不会叫一声“妈妈”的重度智障儿童。　也因为接触了其它家庭，看到太多负担不起学费而不能持续在启智中心训练的家庭，也看到无数家庭为了一个智障儿童而支离破碎，宗景宜发心为了女儿，也为了这些家庭，她要政府立法重视这方面的问题。1983年，立法院开始审查特殊教育法时，她结合一些家长，只要立法院有开相关会议，她们一定会到。然而经过多方的努力，在体认到与其依赖政府部门，不如自己来，所以她在1987年与一群智障儿童家长成立“心路文教基金会”，为心智发展障碍者及其家人提供专业的服务。　走过十几年，尽管一路都是挫折，但成绩却是斐然。

尤其令宗景宜欣慰的是，35岁的智障儿一虎，经过心路的辅导后，不仅认识了几个阿拉伯数字，还会自行搭公车到工作的地方；更可贵的是，拿到人生第一笔薪水的一虎，竟然会思索：“我是叔叔，我要买东西送给小侄子。”这样贴心的表现，让心路的工作伙伴觉得任何挫折或辛苦都是值得的。“人必须在苦难中，才能够发挥出慈悲救世的菩萨精神；能够救苦救难的菩萨，也必定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才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菩萨心肠。”对于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并能挺身投入的社会工作者，都展现了受苦受难，继而救苦救难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造就了人间净土的可能性，也证明了人性有无限上升的可能。

我们相信，社会仍存在着许多个人和团体在默默地耕耘、奉献。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在看到苦难时能发起“舍我其谁”的精神，不但为人间带来温暖与平安，也会在世间各个角落传唱不已。（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