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笑和尚的时候，其实是在笑自己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举报“十宗罪”，佛门CEO居然沾惹女色，这是为什么？人们愤怒，人们失望，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从南北朝到隋唐到宋明到今天，佛教从来都是权力的投影，世道的倒影，人心的缩影。佛教从来都不能挽救一个时代，只能影射出一个时代的丑陋或荣耀。

为何今天的佛教丧失了宗教性和神圣性，只剩下商业化？因为我们既渴望彼岸，又嫌修行的清苦，不惜把“经典佛教”变成“人间佛教”。当佛教的代言人不再是我们道德的支撑点，我们就不惜将其踩在脚下，让自己站得更高。当我们笑和尚的时候，其实是在笑自己。

当我们笑和尚的时候，其实是在笑自己。

我们为什么需要佛教？乱世需要佛教的彼岸让我们可以承受今生的愁苦悲痛；盛世的君主需要化身如来彰显权威；士大夫需要借佛教的轮回来弥补儒教缺失的生死观；画家需要借佛教的空灵清幽、清淡随性来冲淡金碧山水的俗气；商贾需要对佛教虔诚以换来坐拥金山的心安理得；蚁民需要佛教来庇佑自己的无助；大家都需要共同的信仰祛除孤单。佛教自从公元1世纪踏足中土，几番风雨几度夕阳红，终于成为中国释道儒三大教之一，有人说佛教征服了中国，我觉得恰恰相反，应该说中国征服了佛教。

当我们看到方丈--佛祖在人间的代言人--的腐败，我们不免会愤怒。佛祖在人间的代言人如此腐败，那我们交的香火钱买到的会不会是通往彼岸的过期船票？为什么佛祖委派一个如此腐朽的代言人代理祂的人间业务？与其说人们愤怒，不如说人们是失望。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佛教从来都是权力的投影，世道的倒影，人心的缩影。

一个团体还是一种哲学

佛教更像是一个社会团体，一种外来文化，而不像是一种哲学。哲学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儒家说了两千多年的忠孝仁义，老庄说了两千多年的淡泊无为。而佛教，在势单力薄的时候，可以披着道家的外衣传教；在南北朝，可以奉皇帝为“当今如来”；在宋代，可以向儒家的秩序妥协，和尚娶妻生子、忠君爱国；在明代，和尚为权力祈祷，寺庙是文人精英的文化交流中心。佛学随着朝代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解释，僧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着不同的面貌。

作为一个外来的社会团体和宗教文化，佛教从踏足中土的第一天起，就要面对统治者和儒家道家的敌意。统治者既有对外来文化的疑惑，也有对宗教团体聚众作乱的担忧。儒家的世界观则认为夷狄的宗教文化，怎敢与泱泱中土的世界观分庭抗礼？朱熹批判佛教的出世之心，置“君臣父子”的伦理于不顾，对公共领域毫不关心。李贽批评佛教说：人家说出家人不贪，我说出家人最贪，贪得如此之大，所以才能与人世一刀两断，用人生之乐去博取更大的愉悦或者后世的成功。

在敌视环伺和冲突不断中，佛教只能臣服朝廷、结交权贵、聚敛财富，游走在儒家和道家的边缘，才能演好这一出《活着》。“教兴寄在帝王”--佛教离不开权力；寺庙香火、僧伽衣食、经文传播--佛教离不开钱财；寺庙模仿的是皇家宫殿的款式，而不是乡村农舍的模样。如果真的“四大皆空”，如果真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又何来的“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佛教离不开欲望。

从踏足中土的那一刻起，佛教走的就是攀附权贵的上层路线，走的就是城市包围农村的斗争路线，走的就是商业文化的迂回路线，倘若我们认为佛教到了今天才与权贵、财富、欲望纠缠不清，那是我们自己图样图森破了。

权力的投影

中国早期的佛教仿佛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路线，而不是后世印象中的寺庙多藏于山川乡野。中国的第一座寺庙白马寺在汉明帝的谕旨下建在洛阳城内。北魏时期的洛阳“京城内外，凡有一千余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多建在大都市。隋文帝时期，各州建国家寺院。唐代长安是佛教各宗派的祖庭荟集之地。建在大城市的寺庙才有更多的机会寻到大手笔的施主，盘桓在大城市的和尚才有更多机会寻到有地位的信徒。

1世纪到3世纪的二百年间，在走上层路线和城市路线之前，佛教只是一种“被容忍的异端”，信众大多是经商的外国人或底层民众。3世纪中期，有文化的和尚在上层权贵的支持和保护下，修建寺庙、购置庙产、塑造金身、翻译佛学经典。自此，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佛教在权力的庇佑下逐渐勃发为与道家、儒家三足鼎立的力量。

宋代之后，随着理学兴起，对寺庙的捐赠不再是贵族阶层的潮流，佛教不再与国家权力结盟，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机构之外的社会团体，大城市里的寺庙香火慢慢向山野蔓延，但是与此同时，被皇家贵族冷落的佛教开始向新兴的文人士大夫统治集团靠拢。

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的权力精英是贵族，他们是文化与财富的天然拥有者，自宋代开始，平民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集团，这些新兴的权力精英必须用出身与功名之外的东西来维系自己的地位，这就是文化和艺术。文化与艺术不仅是自身的修养，更是把自己置身于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分隔开来的藩篱。僧伽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一个精明的寺院方丈经营的寺庙不仅礼佛传教，寺庙也是路过官员的驿站，也是地方文化精英品茶、作诗、赏画的雅集场所，甚至是古董商展示藏品的地方。这些活动虽然缺乏宗教性，对弘扬佛法没有作用，但是对提升方丈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增加方丈的权力砝码却非常有用。

在少了皇室贵族的资助之后，僧伽也加入了宋代兴起的商业热潮中，宋代的和尚开始经营各种宗教商品，甚至参与典当业、放印子钱。和尚认为财富是通过业力而重新分配的，富人是在享受前世行善的回报。据宋代《鸡肋编》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当我们知道宋代的和尚经商致富，公然娶妻生子的历史之后，是不是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和尚？

不管佛经怎么说，僧伽为财富折腰，为权力祈祷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寺庙与和尚从来不拒绝权力，但佛教是权力的依附，而不是权力本身，因此它能承受非难与嘲笑。化身权力的宗教或价值观往往容不得旁人的半点质疑，当你想对它说什么的时候，它会像《出租车司机》里的罗伯特德尼罗一样，拿出一支枪指着你说：“Are you talking to me？”因为从来都没有掌握权力，更没有滥用权力，在这一点上，佛教是一个很可爱的宗教。

艺术的缩影

佛教是世道人心的投影，佛教艺术是人间悲喜的缩影。佛教的出世的艺术，也要和尚入世之手段才能达成。没有精明的僧人在权贵间游走，在香客中周旋，就没有“王侯贵臣弃豪车如脱履，庶士富绅舍资财若遗迹”，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壮丽恢弘的佛教艺术。

魏晋时期的恐怖乱世，那些佛经苦难故事的壁画，背后是离人的呻吟和叹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背后是难民对轮回与彼岸的渴望与向往。南北朝那些秀骨清相、伟岸高大的佛像，映衬出战乱时期的凡人的渺小无依。北魏的云冈石窟里，那些宏大伟岸的佛像，是佛教奉皇帝被“当今如来”的替身，意味着政权与神权完美结合。

隋唐时期的和平盛世，佛像方脸大耳、雍容富态。不再是高大的主宰者与蝼蚁般的人民的强烈对比，佛像富有人情味，体现自信激昂的大唐气象。在资助佛像的贵族门阀看来，天上与人间在盛世中似乎已经融为一体。

及至宋代，敦煌的佛像和绘画文弱妩媚、呆滞无力，宗教精神消失无踪，神像仿若凡人。这是理学昌盛，佛教式微的象征。

佛教的艺术从南北朝时期的神权与政权的结合，再到隋唐时期的人性化，再到宋明时期的世俗化，再到今天的商业化，背后是世道人心和人间悲喜的缩影。当我们看到今天的菩萨金身越造越大，艺术性却越来越少，我们知道，那些十几层楼高的菩萨金身只是一个粗鄙多金而没文化的时代的缩影。

现实的倒影

佛教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寺庙、僧伽还是佛教艺术都随着时代而变迁。佛教屈身于现实，现实倒映着佛教。

如果说今天的佛教过度商业化，那是因为今天的权力阶层对艺术与文化不再有兴趣；如果说今天的佛教过于娱乐化，那是因为佛教要用功夫和禅宗来承担起“国家名片”的任务，如果说今天的佛教不再强调刻苦清修，推出简易版的“修炼”，那也是顺应了这个快餐时代的潮流。

当我们看到佛教的代言人居然热衷于结交权贵，居然成为佛门CEO，居然沾惹女色，我们从失望到愤怒，人人加入围剿当中，所有人都在这场围剿中获得道德的升华。当佛教的代言人不再是我们道德的支撑点，我们就不惜将其踩在脚下，让自己站得更高。

我们未曾反思自身，为何今天的寺庙没有文化和艺术？是不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再像旧时的文人士大夫一样，在佛教中寻找“释迦其表，老庄其实”的新哲学。是不是我们的新水墨画家不再像旧时的文人画家一样在禅宗里寻找“平淡天真、色即是空”。

为何今天的佛教丧失了宗教性和神圣性，只剩下商业化？是不是我们既渴望彼岸，又嫌修行的清苦，不惜把“经典佛教”变成“人间佛教”，不惜把精装版变成简易版，只要简单方便地花钱买到通往彼岸的船票。

我们背诵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不见菩萨亦不见字，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却依旧沉迷于几十层楼高的菩萨金身的色相当中不能自拔。

我们念着“色即是空”，却希望富贵平安。当我们贿赂佛祖的时候，是否记得《金刚经》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果《金刚经》太艰涩，不妨听一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学会放弃欲望，忘记佛祖，才是靠近信仰的第一步。

豪斯医生尝言：“You talk to God，you're religious.God talk to you，you’re psychotic.”今天的大多数人并不介意自己是Religious还是Psychotic，他们只希望佛祖是Warren Buffett，能够保证自己的香火钱的投资回报率。如此世道人心，佛教的新代言人是何面目？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结语

倘若我们相信佛教就是一个时代的倒影，佛祖的人间代言人就是我们芸芸众生的缩影。那么，当我们笑和尚的时候，其实是在笑自己，当我们瞧不起佛教的时候，其实是瞧不起这个时代。

愈是乱世红尘，人们愈是期待慈航普度。自唐代之后，寺院最多、香火最盛的3个时期分别是：晚宋、晚明、晚清--可惜这个“晚”，是“夕阳晚照近黄昏”的“晚”，而不是“欲济苍生未应晚”的“晚”。佛教从来都不能挽救一个时代，只能映射出一个时代的丑陋或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