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一月（夏历戍辰十一月），弘一大师在沪编就《护生画集》，写完序言交付上海开明书厂印行，便发愿随同尤惜阴居土，从上海乘轮同赴泰国弘法。轮船经过厦门，大师因身体不适要求登岸休息，准备恢复体力再行启程。承俗友陈敬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胞弟接待，先在陈嘉庚公司集友行小息，复被介绍去五老峰参访南闽甲刹南普陀寺。最终被寺中诸师至诚挽留，盛情难却，弘一遂放弃原定海外弘法计划，留居厦门四月。是谓首下厦门。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也就在这一特定环境相识。

广洽（一九O一至一九九四）俗名黄润智，福建惠安田中乡人。五岁丧父，十岁亡母，举目无亲，孤苦伶仃。为谋生活，未及成年，他便从事各种劳役。因念生命无常，始茹素礼佛。一九二O年离开老家，独自去厦门求职，殊不料又因茹素被拒门外。生活无著，又走投无路，乃改而投奔南普陀寺，发心离开红尘世界。翌年礼瑞等上人落发出家，法名广洽，号照融。一九二二年去莆田广化寺受具足戒。因待人和善，又善于当家理财，故于一九二五年起，先后任南普陀寺知众、创寺，历时九年。一九三七年抗战后，侨居新加坡。历任新加坡佛教居土林导师，龙北寺住持，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由于夙好写画，在寺接待宾客，因此广洽恭名弘一已久，了知弘一出家前乃无所不为的名艺术家，了知弘一出家后乃发愿重振南山律教的高僧，奈何迟迟无缘会面，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因此，知弘一前来南普陀参礼，广洽内心无限欢喜。为了抓紧机会向弘一请益，不顾自己身患咯血症居寺静养，自告奋勇照常履行知宾之职：先是主动陪同弘一参访南普陀大殿厅堂，接着随侍左右听候调遣，复又代为接待来访善信，直至会同寺诸师勤请大师留滞厦门，放弃海外弘法的原定计划。

广洽法师与弘一大师之相识，完全出于偶然。广治法师二次函请弘一大师三下厦门，则完全出于有的放矢。

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弘一在上虞法界寺大病初愈，便接获广洽来信函请三下厦门。五月一日大师允缓访。表示至迟于中秋节返法界寺，料理一切，便可乘轮起程往厦门亲近慈座也。孰料中秋未到，日军已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面临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因为同年十月大师自温州抵达上海准备乘轮如期南下厦门时，沪上缁素诸友闻讯赶来恳劝大师时局不宁，务期暂缓动身。不得已，大师只能据此复信广洽说明原委。表示“倘有因缘”，来年当来厦门，亲近慈座也。一九三七年三月，弘一在南普陀佛教养正院宣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时云：

民国二十年九月（公历应为一九三一年十月），广洽法师写信来，说很盼我到厦门去。当时我就从温州到上海预备再到厦门，但许多朋友都说：时局不大安定，远行颇不相宜。于是我只好仍回温州（庆福寺）。

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十月，根据弘一前信之许，弘一在厦门南普陀足足等待一年之后，再次去信温州庆福寺，劝请大师履行前约：“倘有因缘”，来年当来厦门，亲近慈座也。要求大师起程三下厦门。面对广洽的又一次至诚礼请，弘一再无任可理由迟延，三下厦门再次提上日程。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弘一写信预告广洽云：

拟于十天后，搭乘新镒利轮往厦。但此舱无有定期，或延迟亦未可知也。不巧发信当晚，大师突患痢疾，腹泻不止，眼看预定行期无法起程，当月十五日，弘一又就此据实函告广洽云：

广洽法师慈鉴：前寄函想已收到。吾自十四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夜间，急痢疾，至今未愈。倘近日可以全愈，即搭次班新镒利轮船往厦。倘一时未能全愈复元者，则更须延期也。所带行李不多，乞座下勿至码头迎接。因病犹未痊，动身之日难确定也。知劳远念，谨以奉闻。顺颂法安!

演音和南

所幸十一月二十四日痊愈，大师即自温州乘上新镒利轮，于十二月二日如愿三下厦门，暂居妙释寺。

综上所述，再参阅有关资料，可知促成弘一大师如愿三下厦门，因缘一是由于性愿法师的至诚迎请，二是由广洽法师的二次函请。两人合作默契，善始善终，异曲同工，如愿有成。再加上广洽性愿所作的种种努力，因而自三下厦门之日起，弘一大师便受到“种种礼遇”：衣食丰足，诸事顺遂；二，专心著述，无后顾之虑。故自一九三二年起，弘一曾多次辞谢挚友夏丐尊北返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之约，留居南闽十载，直至温陵终老。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也结下诸胜因缘。（信息来源：摘自《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