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做人要发善心，多做善事。这自然是好的，但从佛教来看，仍在世法之内。因为这善，是相对于恶而言，是有条件的，有企求的，而非究竟。若从出世法说来，究竟的善是超越善恶二元对立的，“不思善，不思恶”，是为菩萨行。

正因世间善有事相可依，所以人们多看结果。以善果来衡量一个人的心性是否善良。

但我常常想，有些善不一定明白显露，而是隐蔽在善恶混杂的事件里，人们不一定一眼就能看清真相。再者，人本具善恶两性，处理事务也可能善恶并举，自己就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心态中干出些自相矛盾的事情来。举个例子：

人们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是常胜军师，但他鹅毛扇一摇，下面战鼓一擂，就会有千万将士驰骋沙场，血肉拼搏。即使取胜，凯旋而归，却也留下敌我两方阵亡将士的尸骨，横呈荒野；同时也引出多少死者亲人的血泪，哀痛难书。但成都武侯祠有一幅清人赵藩(云南人，时任四川茶盐御使)题写的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赵藩从诸葛亮一生用兵中得出“非好战”的结论，初看时难解，细想时也可领略一二。就说诸葛亮南征时，对孟获是七擒七放，若换一人，也可能想，抓到，砍了，落得个干净，为何要放?而且反复多次?我觉得，七放孟获，是诸葛亮心存善念的结果。诸葛亮比任何人都知道战争的惨烈，故用攻心之术．消解矛盾，将伤亡减至最小。若无一点善念，都像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那样，不仅赵藩不会写“非好战”，诸葛亮的祠堂也不会有人去修建的。又如有书记载，“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期，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南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已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他决定投降。1865年4月，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房前停下。一番寒暄过后，格兰特将军就在这间房子的一张石桌上签署了有关投降的事宜。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林达：《一路走来一路渎》)如果两位将军心无一点善念，一位不提出，或一位不接受，那么，停战协议虽签，事后流血事件恐怕会源源不断。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仅接着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之后的一件事：停战协议是在迈克林斯家里签的，这间房子里的一切陈设即刻成了“历史文物”，人们纷纷买走。可签字用的桌子被奥特将军看中，那是张贵重的大理石桌，因囊中羞涩，自认无望时，主人迈克林斯走上前，说要将这张桌子赠送给他，惊叹中间及原由时，房主说，你还记得那个开小差的南军士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原来，战争过程中，奥特将军的部下曾抓住一个开小差的南方士兵，这个士兵又冷又饿，疲惫不堪，不停地说他不是暗探，只是想家想疯了，趁着夜色逃跑，不料误入敌阵。孩于思念亲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同样想家的奥特将军，他神情冷峻地向部下吼道：“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等这孩子吃了东西，暖过身子，他就下令将他送出前线，并叮嘱道：“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

抓住敌军不审不杀，优待之后又放走，在那严酷的战争年代，若心中没有一点善念，能如此宽宏大量吗?从奥特简单的几句话中，可见他也是“非好战”的将领，一点善念，超越了敌我、超越了阶级、超越了尊卑、超越了上下、超越了政治，超越了一切对证的事相，将人性中最原本的良知展现出来，是难能可贵的。

生活中，尽管许多人都在发善心，做善事，但时时刻刻心存善念者又有多少呢?发善心时才行善，不发善心时一点善念都没有，那行善的功利目的自然显露出来，虽然带功利的行善总比作恶好，却在菩提路上总得打点折扣，只是人天行，非究竟善，非菩萨行。

特别是在善恶交织的尘世里，对善恶的梳理往往是无结果的，因为各人的善恶标准因时因地而变，更甚者，大善反铸大恶者有之，大恶反成大善者有之。时节因缘，寻章无果，是非功过，众口不一。世事无常，若不能时刻心存善念，或自心对善恶都不能分辨，怎能成就真善?

心地中常存善念，时时提携，不思前，不想后，久而久之，善行自然流露。到那时，善中无造作，无留痕，无牵挂，一切源于本然。须知，真善是无求无得的。正道是：

朝朝清露点花黄，

花落和泥不争香。

婷婷倩影无觅处，

省得闲郎惹祸殃。（信息来源：摘自《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