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显的圆寂时间，《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仅说，法显“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因而确定法显离开京师建康的时间，是确立其圆寂上限的唯一线索。据《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出经后记〉说：法显等人于“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于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校订尽讫。”《摩诃僧祇律》所附〈后记〉载：“沙门释法显游西域，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写得梵本，斋还京都，以晋义熙十二年岁在次寿星十一月，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至十四年二月末乃讫。”

义熙十四年二月末相当于418年4月20日。可见，至迟在418年4月20日之前，法显仍然在京师建康。另外，据《高僧传》卷三〈释佛驮什传〉说：佛驮什“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佛驮什于景平元年(423年)七月到达建康，十一月开始翻译，至第二年十二月方才完成《弥沙塞律》的翻译工作。可见，法显至迟是在景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圆寂的。

依据上述史料，可以断定法显圆寂时间的上限为东晋义熙十四年末，下限为刘宋景平元年。考虑到法显圆寂于荆州新寺，所以，其上限应该再朝后推。这里，确定上限的关键又在于法显离开建康的时间。我们以为，法显离开建康的时间不应该离《摩诃僧祇律》译出的时间太近，因为法显西行的目的就是弘传律法，在自己带回的律本未曾译出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产生离开京师的想法。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以为将其定在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年)是较为合适的。大概到江陵不久，法显就圆寂了。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得出法显最可能的圆寂时间区间为420年至423年。

法显，俗姓龚，兄弟四人，其中三位兄长都是童年丧亡，其父恐此祸殃及法显，在法显三岁时就将其送至寺院度为沙弥。后来，法显曾经被接回家几年，病笃欲死。但只要送还寺院，几天后病便痊愈。法显便不再愿意回家而长住寺院，其母想见之而不能遂愿，只得站立于屋外凝视法显。法显十岁时，其父亲病逝。法显的叔父以其母寡居，逼迫法显还俗，法显不从。不久，法显之母丧亡。法显回家办理完丧事，仍然回到寺院。

法显年二十，受具足大戒，成为正式的僧人。法显的早期经历，留存的文献甚少，难于尽知。从《出三藏记集》等所载的本传中，仅仅知道法显早期大概住锡于自己的家乡平阳郡的寺院中，后来又来到了长安。关于法显到达长安的时间，现存史料未能明言。在此只能依据当时北方的历史状况以及佛教的发展情况，作些推断。

法显出生在后赵政权统治下的平阳郡，而在其十一、二岁时，后赵政权被前燕政权所代替，而后赵时徙居中原的氐族，乘后赵崩溃的时机，由苻健率领西归关中。公元351年，苻健在长安建立政权，史称“前秦”。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原与关中分别由鲜卑族、氐族政权统治，平阳郡与长安的交通并不太通畅。显然，法显在此前不大可能前往关中。

在前燕建熙十一年(370年)，前秦灭掉前燕政权。此后不久，北方大部分地区被前秦统一。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二月，前秦攻陷襄阳，道安大师北上到达长安，被苻坚安置在长安五重寺。由于道安的特殊感召力，长安成为当时北方佛教的中心。随侍道安的弟子竟达千人。法显最有可能于此时前往长安，因为这一段，恰好也是北方地区比较稳定的时期。法显所在的山西也在前秦的统治之下，正好成行。当然，法显也有于后秦时期到达长安的可能。不过，与前一种可能相比较，后一种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在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前秦苻坚发兵九十万，企图消灭东晋政权，但在淝水被东晋军队击溃。

此后，北方又陷于混乱局面。平阳郡由鲜卑族政权统治，而关中地区则由羌族人姚苌所建立的“大秦”(史称“后秦”)统治。在两大政权的对峙之下，法显贸然起程前往长安的可能是比较小的。何况法显在《佛国记》中明确说过：“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也就是说，法显是在长安发心西行求法的，因而不存在法显为了西行求法而先到长安的可能。

综合上述理由，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法显大致是在公元371年至383年之间的某一年到达长安的。而综合当时道安大师在佛教界的影响以及由于道安大师之北上而造成的长安佛教的兴盛，我们可以再行将法显到达长安的最可能时间限定在公元380年至公元383年之间。

法显在长安十余年，萌生了西行至天竺求取戒律文本的弘愿，并且结交了四位志同道合的同伴。于是，在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至东晋义熙八年(412年)七月十四日抵达长广郡(即今山东省崂山县北)，历时十五个年头。

从天竺、师子国归来的当年七月末，法显应兖、青州刺史刘道怜的邀请，到彭城居住，并且在彭城度过了义熙九年(413年)的夏坐。而此年春天，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与宝云一起，随刘裕从江陵到达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住于道场寺。七月底或八月初，法显南下至建康，在宝云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经律。在建康，法显并且将其西行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佛国记》。

法显在京师建康数年，共译出经律六部七十三卷。但是，这只是法显从天竺、师子国带回的经律文本的一部分。

如前所说，大概在东晋元熙元年，法显离开京师建康，最后到达江陵，住锡于新寺。法显为何在高龄之年离开建康?这是考证法显晚年生活的一大迷团。法显之所以将自己所带回的梵本经律文本置于建康而不顾，想必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推测言之，至少有两大因素：第一，建康佛教当时的风尚是特别重视义理，相对而言，对于法显最为关心的戒律问题并不是特别热心。具体例证至少有二：其一，在《摩诃僧祇律》未曾译成的情况下，佛陀跋陀罗等就已经开始翻译《大般泥洹经》;

其二，在京城僧众的要求下，佛陀跋陀罗在义熙十四年三月开始翻译大部头的《华严经》，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再翻译法显带回的其它律本了。第二，东晋义熙十四年，以法显从摩竭提国带回的梵文本为底本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本)，在建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争论。

实际上，也有人怀疑其传本的真实性。——此问题在下文另有论述。可以想见，作为此经译出文本的携入者，法显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上述两种因素的迭加，使得法显难于继续住锡建康，以近八十高龄之躯，西上荆州实在也是无奈之举。在江陵新寺住锡未久，法显就圆寂了，终年八十二岁。

二、《佛国记》之历史文化价值

法显以自叙传的形式写成的记述自己西行经历的著作，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五世纪初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以及地理情况，对佛教的发展情形以及佛教圣迹的记叙尤其详细。千百年来，《佛国记》这部书不仅仅作为佛教史籍起了鼓舞后世人们生起佛教信仰的作用，更为可贵的是，它对历史事件和自己所见所闻的忠实记录，早已经成为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宝贵资料。

可以说，《佛国记》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佛教史本身，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印度本身的历史数据的阙如，使得法显的记述实际上成为研究五世纪之前印度历史的最为可信的材料。可以说，《佛国记》的价值早已经超越了国界，而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本节我们分《佛国记》与中外交通史研究、《佛国记》与古代中南亚史研究、《佛国记》与佛教史研究、《佛国记》的文学价值等四方面对《佛国记》的文化价值作些综合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