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佛学家吕澂

　　于凌波

　　吕秋逸，名澂，秋逸其字，又作秋一、鹫子，早年以吕秋逸一名为人所熟知。他是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

　　秋逸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继之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在校肄业一年，又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未几退学，到南京金陵刻经处，随欧阳竟无研究佛学，时为1914年。翌年到日本留学，专攻美术，1916年回国。当时，刘海粟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聘秋逸为教务主任，秋逸时年21岁。

　　1918年，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筹备“支那内学院”，以秋逸曾在刻经处研究佛学之因缘，加以他对于秋逸的赏识，故邀约秋逸到刻经处协助。秋逸应邀到金陵刻经处，协助竟无筹备支那内学院，由此悉废以往所学，专志于佛学研究，至于终老，前后为时70余年。

　　支那内学院创立于极端困窘的情况下，筹备之初，以经费无着，秋逸曾随乃师南下昆明，北上北京，向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北京政府的铁路督办蒯若木募捐。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 1923年开课，秋逸于授课及管理院务之余，并校勘刻经处刻印的经典。

　　支那内学院开课之初，学人毕集，人才极一时之盛。若汤用彤、聂耦耕、邱唏明、景昌极等，均在院任教，而吕秋逸、王恩洋两人尤为重要。他二人是宜黄大师的左右手臂，也是内学院的两大柱石。故由“支那内学院”，进而开办“法相大学特科”。一时内学院声誉鹊起，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遥相对，成为国内有名的两大佛学中心。不意好景无常，1926年之后，北伐期间，武昌佛学院和支那内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两佛学院遭遇相同命运，师生星散，弦歌中辍。武昌佛学院只留下大敬、法舫二师看守图书法器，支那内学院也只有吕秋逸和邱唏明留在院中，陪伴着宜黄大师。

　　1927年，支那内学院停办——当然驻军也给房主留下了存放经书及生活的空间。(金陵刻经处范围颇大，占地20余亩，有房屋 100多间)秋逸和邱唏明等陪侍着宜黄大师，继续做校勘经典、着述研究的工作。《藏要》二、三辑，就是在内学院停办后十年间完成的。内学院教学工作虽然停办了，而印经工作并未间断，所以“支那内学院”的招牌仍然存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宜黄大师率领着一部分门人弟子，由秋逸押着大批的重要资料，溯江而上，到了四川，在江津停留下来，觅得房舍，成立了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开班授课，师生们仍然做着述研究工作。当然，慕宜黄大师之名，登门执经问学者仍然常有，而大师时已年近70，垂垂老矣!他晚年致力于《般若心经》的参究，以期彻悟幻真，所有院务，由秋逸处理。

　　至于秋逸，方当40余岁壮盛之年。他绝世天才，出于宿慧，由自修苦学，而通达英、日、法、梵、藏各种文字。在入川以后若干年间，于处理院务之余，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深入堂奥，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并完成《印度佛学源流略论》、《中国佛学源流略论》、《杂阿含经刊定记》等重要佛学着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

　　1943年2月，宜黄大师欧阳渐逝世，大师各地弟子到江津奔丧，内学院并召开院友会。在众院友的公推下，秋逸继任院长，王恩洋等院友担任院友会理事。

　　关于吕秋逸的传记资料，目前发现者尚极有限，尤其是他生平生活情形，所知者更少。在宜黄大师逝世后未久，大师的另一弟子熊十力，于是年3月上旬，写信给吕秋逸，由这封信中，我人可窥知秋逸的一些生活情形，亦可对内学院蜀院有了解，十力函件原文曰：

　　来函收到，师事、法事，一切偏劳，吾感且惭。内院当由足下主持，无可旁诿，纵组一院友会，恐将来亦有名无实。天下事，当负责者，便直下负起。惟负者不负，其事终归失败。老弟侍师忽忽龄50年，所相与辛苦经营的法事，若当吾弟之身而败坏，纵不自惜，其何以慰师于兜率乎？

　　老弟弱冠已负盛名，如舍法事而或作他种生活，自当优裕。今吃苦数十年，而忍令内院归于涣散手?吾所为老弟深念者，一、望于生活，宜勿太苦，院费不必过计，当用直须用，人生将近半百，过苦不可久。诸侄之体气，尤令吾见之而寒心。天地生才极不易，何可如是不爱惜耶?从大处着想，则过于撙节之俭德，似亦可稍改变也。今后用功，亦不宜过。入夜切望宁息，勿看书或用思，此吾所切望于老弟者。

　　二、院内继起人才，急宜培养。美才良不易，但得中资者二、三人，优其生事之资给，使得专心久于其业，将来继支法事，则内院可无倒闭之虞矣。吾最痛心者，多是一般老太婆的知解，摇笔弄舌，而自命为佛学。此辈由来已久，不止今日如是也。老弟务须注意训练二、三个真作学问功夫的人，于末俗中支持正教，是又吾所切望者也。

　　以上是熊信的上一半，读起来情意深厚，诚挚感人。

　　十力于1920年，辞去天津南开中学的教员职务，到金陵刻经处从欧阳大师学佛学，时吕激在刻经处协助大师筹备支那内学院，二人相处年余。1922年，十力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到北大任教。十力北上时，把欧阳大师十八岁的儿子欧阳东带到北平住了半年。欧阳大师在《欧阳东泅毙哀纪碑)上称：“……入学校者数年，学未得也，习染甚，体为之羸，东大恐，中夜愤悔，痛哭不可抑，熊子真挟与北学，幽燕水深土厚，不半年而体强。”由此看来，十力与大师及秋逸之间，都有一分深厚的感情。

　　此信的下一半，是谈为欧阳大师出纪念册的事，亦颇值一读：

　　吾与弟，十年以长，吾龄60，而弟亦龄50矣。老至，更何所念?惟于平生所嗜好之学，冀有后起过吾侪者耳。纪念册一事，吾意不妨从缓。世间政界或学者，丧一名人，必有专册或专号纪念，皆其平生知旧与门生故吏谀颂之词，吾见寄来此等刊物，辄弃置不入眼。吾侪事师：似不必效时俗也。昔朱子卒，而黄勉斋竭平生之精力，为之作一行状。此文于朱子一生行谊及学术，无不深入其微，穷极其大，盖天地间有数之文字也。

　　吾侍师之日浅，又思想不纯为佛家，此明白彰着之事，即为师作文，恐难尽合。吾弟始终未离函丈，学业虽较师更加精详，而究未改师门规矩，望精心为师写一行状，勿限时间，勿拘古文家传状体例，称心而谈，随时有感则书，不求文采。实至，而美在其中矣!此不必于一时成就，勿须劳神，但兴至则书耳。弟状成后，吾或略跋数行。师名早震寰宇，谀颂之，于他无增；不谀颂之，于他无减。时俗之所为，何须效……

　　自是年3月至7月，两人往复各写’了上十封的信，以后信件多是学理上之讨论及争议，当另为专文述之。

　　欧阳大师逝世后，秋逸继其遗志，续办内学院蜀院于江津，聚众讲学。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编写《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1949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秋逸仍任院长。1953年，该院院友会开会决议自行停办，此一创立30余年之佛学研究机构至此结束。

　　1953年6月，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秋逸被选为常务理事。 1956年，佛协在法源寺设立中国佛学院，秋逸任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5年起，任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61年，受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苏了一个为期5年的佛学研究班。

　　除佛学方面的工作外，曾任江苏省人代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于北京病逝，享年93岁。

　　摘自《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