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守培,俗家姓陈,出家后法名印光,字守培,别号敏道。他是江苏省泰县人,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甲申岁出生。守培父名陈学贵,母亲韩氏,在农村中耕作维生,生活十分艰苦。守培出生未久,父母相继去世,他依赖兄嫂生活。因家贫无力入塾读书,就帮兄牧牛割草。十岁那年,到邻村姑母家中吊丧,见僧侣做佛事,经声梵呗,心有爱好,僧侣中有三乘和尚者,对守培友善,守培因求三乘和尚带他出家。三乘征得其兄同意,带他到小庵中为之剃度,并送他入私塾读书,同时也在庵中读佛经、习唱诵。
发奋阅经
守培十三岁时,三乘和尚往焦山参学,他一人在庵中独守门户,前后数年。光绪二十九年,三乘和尚于参学中回庵,带守培到焦山,从普净和尚受具戒。圆戒后仍回泰县小庵中守门户。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守培二十一岁,复往焦山,听通智法师讲《阿弥陀经疏钞》。听讲数日,不解经中义理,郁郁而归,深感不解佛法,愧为出家人,因在庵中发愤阅经。光绪末年,到镇江金山寺,从青权禅师参禅,历时三载。
弘传戒法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年二十八岁,到镇江超岸寺,协助圆觉老和尚弘传戒法,受到圆觉老和尚的赏识,为之传法受记,成为圆觉的法子。继之行脚参访,朝礼五台、峨眉诸山,参访耆宿。又行脚到长安,在卧龙寺挂单。是年中秋节前,武昌起义,西安风声亦紧,他偕同道侣二人,入终南山西河滩茅篷潜。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他自终南山行脚到四川成都,朝礼宝光、文殊各大寺院,再登峨眉,直登山顶。然后由重庆乘轮顺江而下,返抵镇江,回到超岸寺,出任监院。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他请普照法师到超岸寺讲《盂兰盆经》。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请霞山法师讲《金刚经》。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传戒,戒期后圆觉老和尚退居,他继任超岸寺住持。
主持普陀
此后数年,守师朝礼普陀山及宁波阿育王寺,礼佛舍利塔,听兴慈法师讲《弥陀疏钞》。此次再听《疏钞》,对经中要义,均能理解,了然于心,与十年前初听时迥然不同。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他在超岸寺传戒,戒期圆满后退居,闭关自修。并于此时开始撰述《金刚经研究》,表诸法实相,正空宗名称。
佛学教育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守培法师应镇江定福寺之请,讲《金刚经》及如来应化事迹。这时,国内政局南北对峙,再革命风潮弥漫全国,而佛教则益发没落衰微。守师考虑如何振兴佛教,提高僧侣素质,培育弘法人才。于是在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间,在超岸寺创办玉山佛学社,招收青年学僧,延聘名师,讲授佛学及儒家四书、诸子之学。这是民国肇建之后,镇江最早创办的僧侣教育机构,造就了不少人才,直到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日寇侵华,始因战争影响而停办。
讲经礼佛
一九三八年(民国十七年),守师应苏州西园戒幢寺之请,讲《维摩诘经》。一九三○年(民国十九年),讲《大乘起信论妙心疏》。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着《佛教本来面目》,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着《唯识论新旧两译不同之意见》。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在超岸寺再讲《金刚经》,作《唯识三十论释》。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在镇江太平寺讲《阿弥陀经》,并作《瑜伽真宗义品略解》。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参加宝华山“仁王护国般若讲经法会”。是年七月日寇侵华,我国对日宣战,冬十二月,镇江沦陷,超岸寺的佛学社停办,寺众星散。守培不忍放弃千年祖庭,独居寺中留守。
道誉之隆
翌年,他的剃度师三乘和尚在泰县示寂,他返回故里,为师治丧,守灵三年,以报三乘对他的培育之恩。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他守制期满,葬师灵骨,建塔完毕,又返回超岸寺。此后他往来于镇江、上海之间,常在上海玉佛寺、居士林及庄严寺等处宣讲经论,法筵极盛。当时,社会上把印光、兴慈、守培合称为三大师,可见其道誉之隆。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是他六十寿诞之年,他的弟子震华法师,任上海玉佛寺住持,为他出了一分祝寿特刊,对他赞仰备至。在宣统末年,为争取设立僧学堂而大闹金山寺的仁山法师,曾为守培写〈祝寿诗〉五古一首∶
钦哉守培翁,僧中之大雄,金山力参学,超岸随弘宗。
开办佛学院,学者从如风,诸方闻教化,德重望亦隆。
著书而立说,理精辞且丰,发人所未发,决不苟雷同。
末世为指南,长夜作洪钟,我佩其卓识,人惮其辞锋。
愿师永住世,警聩而振聋,不由斯英俊,谁称象与龙?
今秋年六十,俚句祝我公,福寿绵绵永,等佛无有终。
著作研究
此后十馀年,他多在上海弘化。其间历经日寇投降、国府退迁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他讲经撰述如旧。一九五五年舍报往生,世寿七十有二,僧腊六十有三。他遗留的著作,有《大乘起信论妙心疏》、《楞严经妙心疏》、《唯识三十论释》、《唯识论新旧两译不同之意见》、《瑜伽真宗义品略解》、《不与万法为侣之禅宗论》。此外,还有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新八识规矩颂〉。
原来守培幼年以家境贫困,父母早逝,出家前未曾读书。依三乘和尚出家后,和尚慈悲,送他入私塾读了几年书,学问并没扎实的根柢。他出家后习唱诵,住禅堂,未读过佛学院,亦未闭关阅藏或潜修,故文字般若的修养亦不够深厚。所以他初听《弥陀疏钞》,竟至不解义理。但由于他天赋绝高,加以刻苦力学,勤于自修,使他在佛法义理的解悟上有相当的成就。如对《金刚》、《维摩》、《楞严》、《起信》等大乘经论,他“无师自通”;而对法相、唯识之学,尤有深入的研究,更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在当时也颇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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